罗斐的语速并不快，而他描述的“注意事项”都是李蕙娜此前想都没想过的，更加不会写在书里。
罗斐说：“最有冲击力的，最直观的事实，就要在最关键的战场上呈现。从审讯到开庭，最快也要一个月，再大的冲击力都会变淡。何况你这个案子的家暴程度，从司法角度讲还远不到情节恶劣的地步。你是没见过那些被打成残废的受害人。而那些案例司法人员都见过不少。所以要赢，要争取轻判，只说事实是不够的，一定要讲策略。”
这之后罗斐又说了几个关键点：懂法，但不咄咄逼人。柔弱，但有智慧。坚强，且不盲目诉苦。隐忍，但要有锋芒。
这些点乍一听很难理解，罗斐只说让李蕙娜进看守所后慢慢梳理。由于她性格上具备了其中一些特质，而且有脑子，要做到这些并不算困难。
罗斐又道：“因为你这部手机要暂时隐瞒下来，所以和这部手机有关的内容，你也要有个印象，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说出来。接下来你要面对的审讯人员，他们之中有个人非常敏锐，也许只是你的一个口误，都会被她抓住。但她不一定会表现给你看，而是用大量搜证工作去证实她的怀疑。一旦证实，就必然是铁证，你再怎么解释都没用。所以从一开始就不要犯错。”
说到这，罗斐又指了指手机里李蕙娜和“茧房”的对话框：“看漫画这件事绝对不能提。刘宗强的手机里没有观看记录，现在下载也来不及了。既然你没看过这些漫画，那么我的联系方式就是你用刘宗强的手机检索到的。”
……
法庭上，当这些记忆涌入李蕙娜的脑海中时，她下意识朝罗斐的方向看了一眼。
罗斐正说道：“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没有履行对死者的救助义务，并非主观恶意的想法，而是因为恐惧。她担心被告人被吵醒，会对她进行二次殴打和强|奸，甚至会在酒醒之后找她的母亲和女儿泄愤。死者生前的行为极度恶劣，不仅从没有将被告人当人看，而且危及她们三代人的生命安全。被告人要保护自己已经不易，还要保护母亲和女儿。在明知道死者要打死她的前提下，还要日复一日地为死者清理酒醉后的呕吐物和大小便。”
罗斐的发言慷慨激昂，旁听席上的人一边专注地听，一边下意识看向瘦弱的李蕙娜。
李蕙娜的头更低了，肩膀有些抖动，似乎在哭。
罗斐又指向李蕙娜说：“即便是现在，死者已经不能再威胁被告人的生命，被告人依然不敢宣泄情绪。她不敢哭出声，这不仅是为了法庭的秩序，也是她多年养成的条件反射。被告人跟我说过，有一次她哭得声音大了点，吵到了死者，死者跳起来就给了她一巴掌。被告人过的是被囚禁的‘奴隶生活’，她一直小心翼翼地生活在死者的高压之下，在死者生命垂危的时候，依然不敢靠近死者，对他进行救助——这都是非常正常的身体反应。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被告人，就算是面临再度被打的风险，也必须控制、克服自身的巨大恐惧去救助死者。并告诉她，这就是她作为‘奴隶’应该做的事。如果她没有克服，就是犯罪。这样和死者老家那种‘狗崽子不听话都是这么教的’又有什么区别？”
“反对。”检方说道，“被告人律师一直在使用渲染性词汇，假设不存在的情景。事实就是，死者当时已经昏迷不醒，根本没有能力起来殴打被告人。死者在濒死之际承受着巨大的生理痛苦，这些痛苦也已经反应出来，呕吐只是其中之一。被告人精神正常，当时状态清醒，应当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判断。”
罗斐：“可被告人不具备医学知识，她只是看到了死者像是往常一样喝醉了吐在地上，如何判断出那是濒死之际呢？”
检方翻出尸检报告，读出其中几句关键，又拿出一份关于酒精中毒的研究报告：“酒精中毒的死者，在初期会有视物模糊、喉痛咽干、上浮疼痛的症状，六到八小时后症状会进一步加重，出现腹痛剧烈、强呃逆、呕吐，视线进一步模糊的症状，进而导致双目失明、头疼加剧、晕眩、出冷汗、昏迷、休克，直至死亡。也就是说从死者出现症状到死亡，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症状是逐步呈现的，并非是瞬间发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被告人不可能一点觉察都没有。就算不具备医学知识，也有生活常识，不可能完全没有注意到。”
罗斐：“检方不要忘记，在死者出现症状期间，还对被告人进行过一次殴打，并实施□□。被告人当时的精神状态和身体都承受巨大的刺激，恐惧支配了一切，令她只能关注自己遭受的羞辱，而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关注死者。而当被告人终于注意到死者时，死者已经倒在地上。在这之前，死者经常喝醉了倒地就睡，任由呕吐物粘在身上。那些呕吐物的味道熏得被告人无法入睡，但死者却完全没有感觉。如果是反应能力强的人，因异物堵塞气管导致窒息，生理上的反应会更为剧烈，水肿更明显，还会有痉|挛、大小便失|禁的情况。可这些都没有在死者身上体现。这说明死者因为酒精麻痹而导致反应力减弱，不只是对异物堵塞气管不敏感，连酒精中毒应当逐步呈现的症状也没有清晰明显地表现。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没有意识到死者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是完全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