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主要的是，刘宗强母亲打从心里认定“打人”不是问题，刘宗强就该打李蕙娜，这虽然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所不容，却符合刘宗强老家人的认知。既然是活了大半辈子都认准的“道理”，自然可以畅所欲言。
思路梳理到这里，戚沨的手机又进来一条信息。
江进：“听说谅解书刘宗强父母已经签了。”
戚沨没有回复。
他们心里都知道，一旦签了谅解书，就有理由从轻发落。许多一审判决死刑，二审改判死缓或无期的，一来是因为二审大概率都是减轻而不会加重，二来就是因为谅解书的效用。
江进又发来消息：“谅解书这部分，检方也是出了力的。检方前面的态度也是同情，没打算往死里打。罗斐拿到谅解书就玩这手，真是有点不讲武德了。他图什么？”
庭上还在继续，双方辩论互不相让。
戚沨观望了一会儿，在手机上回道：“他想打成过失。”
江进发了个问号：“检方以故意杀人起诉，是因为证据认定。而证据认定有严格标准，这个案子要定性过失，难度有点大。”
“就算不成功，他作为被告律师也算是尽责了。经过媒体宣传，对往后事业的助益很大。”
任何当事人都希望自己的律师尽职尽责，甚至有当事人希望律师可以为了自己不择手段，而不是拿钱不办事，当甩手掌柜，或是在一些本可以据理力争的地方疏忽大意，犯下致命错误。
有的律师没有为当事人赢得应有的判决，会懊恼，会自责。这样的态度不能说是真的共情当事人，而是因为输了官司而导致的心情损失。但看在当事人眼中，只会认定这律师费花得不冤，该怪罪的不是律师，而是法庭和法律。
江进：“外面的人，不管是网友还是媒体，都想看到李蕙娜被轻判。”
戚沨：“这个案子无论轻判重判，对律师来说都是赢。”
轻判，那是因为足够专业。重判，那是世道问题，律师努力过了，无奈胳膊拧不过大腿。无论哪一种，都会在这一年的司法焦点上留下一笔。
江进：“那他不应该干律师，应该去搞政治。”
……
时间回到案发当晚。
此时的罗斐正在翻看李蕙娜的手机。
李蕙娜坐在对面十分不安，她一直盯着罗斐的动作，看着罗斐的脸色。
几分钟后，罗斐放下手机，目光低垂，似乎已经经过一番思考：“我的建议是，手机暂时不要交出去。自首之后也不要对警方提到有一部手机。”
李蕙娜惊讶得立刻追问：“可这里面都是我被虐待的证据，刘宗强一直说要杀了我，还有我妈和我女儿。”
罗斐抬了下手：“你先听我说完。这部分事实对你是有利的，但是有利的信息不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都放出去。人第一次听到令人震惊的消息，会有一种冲击感。但是时间越长，这种冲击感就越淡。祥林嫂的故事学过吧？”
李蕙娜点了下头，逐渐安静下来，尽管她心里依然在起伏，却没有再反驳。
她受到家暴是事实，并不会因为被打多了，那种冲击感就变淡了。但是看到和听到她被家暴的人就不一样了，毕竟拳头不在自己身上。
这里面的整套司法流程李蕙娜都没有经历过，罗斐一步步跟她解释，后面每一个过程，都有足够的空间谈论李蕙娜被家暴的部分，司法人员也会一次又一次听到她的描述。要在这个过程里构建起同情心，激起情绪上的起伏，而非因为听得过多而腻烦，这是非常关键的。因此一定要注意的描述，尽量减少大量冗赘的重复性地痛苦抒发，讲事实也要一件一件具体地讲。
再者，司法人员都是逻辑清晰且有条理的人，他们也会对同样这类人产生好感，反而会对缺乏条理，说话颠三倒四的人“不耐烦”。当然这种不耐烦并非是故意为之，而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比如说审判长一年要处理几百个案子，虽然法院没有规定每天必须开庭，但这几百个案子一年之内必须审完判完，这就意味着每天开一场都未必完得成。如果期间遇到的都是逻辑混乱、上庭也不带齐证据、需要多次提醒，且一问三不知、答非所问的原告、被告，换谁都会“不耐烦”。这种情绪并非针对某一个人，而是长年累月的反复经历所留下的条件反射。
然而现实是，大多数原告、被告对于上法庭需要准备什么，怎么说话，完全是一团浆糊。就算提前准备了，上了法庭也会词不达意，越想说清楚就越说不清楚，有的还会蛮横不讲理、犟嘴、吵架，从态度上就处于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