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台高筑的农民联合起来，要求政府通过法律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他们希望废止会因为负债而被关进监狱的法律，不然主要劳动力入狱后，偿债的希望就更加渺小了；削减抵押品虚高的票面价值以让他们有机会赎回机器；暂缓收取债款，让他们能够安然度过这个春天，以期７月份春小麦收获后能够还清债款。
在迪特马尔的一些区和省，农民的要求大多被接受，但是也有一些区和省，对农民所提的要求选择了断然否决的方式。在格罗多瓦尔省，拿着草叉和木棍的农民包围了省政府，只是在当地民团出动后才被驱散。
在北方的达内阿卡比省，由于该省需要有大量的款项来支付政府的行政费用和偿付州立银行债券的利息，不仅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该省还鼓励省内民众捐款来支持政府的运转，这个‘鼓励’在实践下去时严重变了味道，农民无力抗拒这种‘普遍意愿’，处境更加雪上加霜。就在该省省长不顾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准备强制实施时，该省的民主力量迅速组织了起来，期望能够以行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如同那些在温和派与激进派的斗争中失败的温和派逃到外省时一样，发言者声称，他们曾和其他人一道为争取自由而战，那么现如今就该为维护自由而战。
１５６８年６月，约１５００名达内阿卡比省愤怒的农民在前国民自卫军中尉丹尼斯·谢尔的率领下，揭竿而起，占领了达内阿卡比省北方的法院，就是在这里，数名淳朴善良的农民被法官判处监/禁之刑，他们的家人不仅要筹款缴纳赎金，还要承担根本无法承担得起的捐款重任，农民起义军中许多人都是正规军军团的退伍军人，这次一重新拿起武器，带来的威慑力根本不可小觑。
攻占法院和临近的监狱后，谢尔纠集了一批武装起来的农民开始攻击省政府，省政府在这方面的应对非常及时，在谢尔等人赶路的中途就派遣了一大批军队前往镇压，结果双方发生了一场激战，谢尔最后因为寡不敌众而败北，随后谢尔又率领残军企图攻击达内阿卡比省的军械库，结果又被击败。因为许多人暗地里都同情这场农民/运动，起义军的主要领导人大多逃了出来，只是剩余力量无法再组织一次有效的起义，他最后与众人分散，只身逃往外省。
该省省长竟然将此事当做是一件了不起的‘政绩’在报告中大书特书。
德兰当时正在着手改善首都地区从事矿山工作的工人们的处境。
４月１日，靠近波尔维奥瓦特的霍戈煤矿发生了渗漏，造成了２４名被困在矿井的儿童死亡，她４月份签发的第一项命令就是彻查此事。
矿山工人的高工资都是以生命和伤痛为代价换来的，他们往往被要求在没有安全维护和加固矿道中工作，历史上，矿主的利益是矿场唯一需要考虑的事情，偶尔有些有良心的矿主会想着改善工人们的环境，但这样的人总是少数，有多少矿主愿意在没有收益的工作上花功夫呢？矿道支柱能够有效阻止矿道坍塌，但工人们也不会主动这么做，因为这么做不会获得报酬，他们也没有地方获取建造支柱所需的材料。
相较于成年男性，雇佣女性和儿童花的钱更少，女性负责将矿车拉到地表，儿童能够下到井里某些成年人无法自由行动的地方，据说，为了打开或者关闭一扇用于通行或者通风的活板门，矿井里每次都会留下一个约５岁大的孩子，让其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待上１２个小时。
德兰参观事故现场时发现没有被渗漏影响的矿区工人还在工作，他们穿的都很少，不仅是男人，还有女人，问起原因，矿场的主人告诉她：“这是为了不弄坏为数不多的几件好衣服。”
旁边的格里姆肖忍不住问：“不会有性骚扰吗？”
矿场主人回答的语气还是恭敬的，但微妙地带了一丝不屑：“大人，没人在乎这个。”
矿山中对此次事故有所哀伤的人几乎没有。
事故，被认为是令人厌恶的一个单词，但对于多数人来说，它同样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单词。
矿山里的事故有许多种，不仅有渗漏，还有坍塌和瓦斯泄露，如果说前两种采取一定的勘探和加固措施能够做到有效避免，瓦斯泄露，科学院至今还没有相应的预防措施。
人们往往在还没感觉不对的时候就已经呼吸困难，从呼吸困难到死亡或许只要几十秒。如果发生瓦斯爆炸，死亡人数常常在两位数以上。
这个时代的人们常常都在不健康的危险环境下工作，一群迪特马尔人坚信：拼命工作丢不了性命；而另一群迪特马尔人则知道：它绝对丢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