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级毕业那年，蓝媛因成绩和表现出乎意料的优秀被县城的初中破格录取。
那一年，何善动身回了广州。
何善给蓝媛留下一千块钱，并交待她一定不能辜负自己，必须考出去。
蓝媛追着汽车跑掉一双鞋，磕烂一条腿，哭伤一只眼睛。
蓝媛觉得自己第一次命运转折，是在遇到何善的那一年。
所以何善离开，命运的齿轮再度旋转。
地狱模式，再次开启。
蓝媛没钱，过得节俭，常常一件衣服穿一个季度，领口袖口全烂了也没办法。
同学嘲笑她，排挤她，她无处可躲便咬咬牙花两毛钱给何善打电话。
何善开始变得很忙，有时候接不到蓝媛的电话，有时候会直接挂掉，下次就会很抱歉地说：“对不起啊媛媛，我以为是骚扰电话。”
蓝媛听不懂什么叫骚扰电话，只觉得这次电话能打通就很开心。
第二年，何善结婚了。
蓝媛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愣在电话亭很久，那天下了一场好大的雪，蓝媛穿着透气的运动鞋，脚趾头冻得毫无知觉。
可她却觉得心里有浊气在往头顶涌。
她终于吼出声：“你不是说以后跟我一起生活吗！你为什么结婚！你凭什么结婚！”
蓝媛喜欢何善。
有时候蓝媛会想，这种喜欢是哪种喜欢，女人可以喜欢女人吗？
后来她想，她不管，不管哪种喜欢，反正她喜欢何善，她要跟何善在一起，要跟何善一起生活，而这种生活里，绝不能有其他人，男人女人都不行，任何人都不行。
可现在何善抛弃了她。
蓝媛从电话亭跑走，因为太愤怒，她忘记给钱。
也是那天，她在雪地里磕烂了另一条腿。
因为没能处理得当，膝盖上两条疤痕，一直到现在都跟随着蓝媛。
所以入职那么多年，蓝媛从来只穿长裤长裙，从不穿膝盖以上的任何服饰。
并且以此提醒自己，这些是何善留给她的。
那年的冬季格外漫长，蓝媛没有回家过年，一个人在出租屋里自发预习下一年的功课。
开学，世界变了。
有人说她打电话不给钱，有人说她是小偷，有人说她是没人要的孩子。
蓝媛知道是谁说的。
那个电话亭家的女儿。
也是那个人，从第一年，就带头孤立她。
至于原因，没有。
也许是简单地看她不顺眼，也许是其他轻描淡写的原因。
总之这些原因，于她们任何人而言，都不重要。
蓝媛只知道，她没能因此吃到什么好结果。
所以即使后来蓝媛意识到自己忘记给钱，也没有再怪回去给钱。
只有两毛钱。
却让蓝媛升起“报复”的快感。
可蓝媛没想到，这快感背后，是长达两年的校园暴力。
蓝媛时常不知道自己那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她会在上课前忽然发现自己课本没了，然后翻天覆地地找，最后在厕所的茅坑里找到，也会在回家的路上被恶犬追咬，她拼命地跑，却不敢回家，因为她怕那些人知道她家住在那里。
一个县城无非就那么大，所以后来还是被他们知道了她的家。
于是她开始频繁地丢东西，被窝里有死掉的老鼠，锅里有半个老鼠头。
蓝媛常常崩溃，又在崩溃中自愈。
反反复复，两年，七百多天。
初中毕业的时候，蓝媛站在学校发布的高校录取名单前看看着自己的名字，看着名字后面跟着的年龄，恍惚意识到，自己居然才十五岁。
百年人生，她才走了不过十分之一。
人生这条路，比她想象得难走多了。
高中的时候，那些人终于肯放过蓝媛。
可能觉得没意思了，也可能是大家忽然觉得时间不够用了。
蓝媛松下一口气，开始更艰难的生活。
高中学习压力大，可蓝媛仍然需要放弃晚自习时间去兼职，她在饭店刷盘子洗碗，周末去超市做收银。
日子无非是累了点，但是有盼头，蓝媛觉得每天看看日出，看看月亮也不错。
直到，出租屋旁边住进来一个男人。
蓝媛后来无数次都在想，人是不是摆脱不了性。
因为人性二字就含有性。
那几年，很流行一句话。
“假如生活强/奸了你，反抗不了，那就去享受。”[1]
蓝媛知道自己反抗不了，所以她开始从中牟利。
她不再打工。
或者，她打的是另一份工。
高中毕业那年，蓝媛考进北京，学校拉了好大的横幅给她庆祝，并回老家采访她的家人。
面对镜头和麦克风，对面记者对于生活是否艰苦的提问，蓝媛看着镜头很久很久，笑着回答：“我只看结果，不看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