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三个星期，副部长来小院参加了两次饭局。这两次饭局开始前，小院老板干脆让西岭村籍的服务员们提前下班，这一反常举动不但让冬柏及时发现了副部长的行踪，也让他更加在意饭局上的谈话内容。
于是，当服务员们再一次提前下班回村的时候，冬柏采取了极为冒险的举动。
那晚冬柏早早候在小院的矮墙外，等到小院老板出门迎客的时候，他迅速翻过墙去。他之前已经在高坡上看清了院内格局，也记得上一次副部长等人用的是哪个房间，因此十分顺利地溜进了去。
房间里亮着灯，他四下扫了两眼，随后立刻钻到餐桌下，将特意准备的录音笔用胶带固定在桌面底部，打开录音键，然后来到贴近院墙的那扇推拉窗前，扳下月牙锁，开窗跳出。
他准备等饭局结束后，再从这扇窗户翻进房间拿走录音笔，这样能节省一些时间，也能降低不少风险。
有说话声从院门口传来，冬柏偷眼一看，副部长果然出现，但他显然不是今晚这场饭局的主宾，他身边那个又高又胖、还吊着两只大耳垂的国字脸，一看就是更大的官。
除了小院的老板外，还有三人跟在国字脸和副部长身后，其中一人是冬柏在宣传部的同事，名叫单正。
冬柏寻机翻出院墙，来到高坡上向院内眺望，结果发现副部长一行竟坐进了另外一间房。
这间房与他放录音笔的那间仅一墙之隔，因刚才未开灯，致使冬柏忽视了饭局另设他处的可能。
冷风掠过山脊，低吼着扑向冬柏。冬柏非但不觉得冷，额头反而渗出细汗。
此时他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窃听行动就此中止，以后再做打算；二是潜入小院，看是否有继续窃听的可能。
一开始，他倾向于前者，此时主宾都已落座，他完全没有机会将录音笔放到这些人身边，而且此时再进小院要冒很大的风险，他毕竟不是职业侦探。
可转念一想，谁能保证副部长以后会不会再来？谁能保证他再来时会不会继续聊那些见不得光的事？
想到这里，他把心一横，抬起脚，大踏步向小院奔去。
换做一般人，或许也会有类似的考虑，甚至比冬柏考虑得更全面，却未必真敢像他这样干。
冬柏是普通人，却不是一般人，他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书生气，还有正义感。
借着酒桌上的喧哗声，冬柏再次翻过矮墙，然后轻手轻脚地拉开之前那间房的推拉窗。
进入房间后，他刚刚取下录音笔，忽然发现自己可以清楚地听到隔壁的声音。
一个男中音正抑扬顿挫地打着官腔，每次停顿，都会引起热烈的掌声。
冬柏猜说话的应是那个国字脸，并推测他在某个省级部门工作，而且握有相当大的话语权。
两轮祝酒辞后，说笑声渐息，冬柏只能听到阵阵模糊不清的低语。
看来是要谈关键的事了，他连忙把耳朵紧贴在墙壁上，却还是无法听清。
正焦急间，他无意中注意到头顶有一线微光。细看之下，原来是取暖用的煤炉烟道穿墙而过，烟道和墙洞之间填缝不严，留下了一点空隙。
他小心翼翼地搬了把椅子踩上去，由于个子不算高，所以头离空隙仍有段距离。他只好把录音笔举过头顶，尽可能地贴近空隙，并祈祷录音效果清晰。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冬柏独自屹立在黑暗中，一动不动。
也不知录了多长时间，身体的困倦和胳膊的酸痛开始动摇他紧绷的神经，眼前的黑暗和隔壁的长时间低语，则让他一度以为自己身处梦境。
正恍惚间，身后的门忽然开了。
他猛地惊醒，立刻跳下椅子，越窗翻墙而逃。
反应之快、行动之迅捷，让他自己都没想到。
对于冬柏来说，那一晚很难熬。
不仅是因为担心自己被人认出，还因为他听到了录音的全部内容。
以前，副部长等人钻的是国家制度和程序的空子，而这次，他们将要侵占的则是基层百姓的利益。
确切地说，是西岭村集体，以及二百四十九户村民的利益。
录音还未听完，冬柏便已气血上涌，但先前的教训提醒他，切不可仅凭书生意气行动。他必须将这份录音交给和自己一样富有正义感、但远比自己有权势和能力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对付这帮蛀虫。
接下来的几天，冬柏一边留意着小院的动静，一边盘算着要向何处何人提交手中的铁证。
就在他以为窃听一事已经过去、没有人对他产生怀疑的时候，单正忽然出现在他面前。
那是一个周六的晚上。因妻子带女儿回娘家小住，那个周末冬柏并未回家。他原本也不是每周都回家。那天晚饭后，他散步至水库，在那里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有太多事要斟酌考虑。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当他返回宿舍时，单正竟像一个失算的小偷一样，被自己堵在了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