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中国，写小说，特别是写历史悬疑类小说，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惨烈竞争和纷繁复杂的创作环境。有太多的人在做类似的事情，而读者的有限目光从来都不是平均分配，只会投在最耀眼的金字塔顶端。因此，《绘春不知寒》的诞生和创作，是一个无比风平浪静又无人问津的过程。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曾经强烈冲撞着我胸口的剧情冲突和浓烈情感都只发生在我一人的脑海之中。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这部小说的读者除了我自己屈指可数。但是即便这样，我依然心心念念地希望把这个坑填实填满，用上我久未调动的精密逻辑思维，用上我自编自导自认为最跌宕起伏的传奇和最浪漫诗意的故事，唯独渴求最后呈现的还不算太差。
作为第一次创作的长篇小说，它必定是有缺憾的，原因在于我一定会试图贪婪地把许多东西一股脑地塞进一本书里，在于它会有显露模仿和膜拜的痕迹，曾经喜欢的作家风格、剧情桥段、人物个性，都是有迹可循的。但我也并不刻意回避这些，一来我认为这算是对这些作家和作品的一种致敬，即便无法比拟他们到达的高度；二来即便将这些偏好袒露无遗地展露在小说中，也无可厚非。王尔德曾经在《道林格雷的画像》中，借画家Basil之口阐述过关于艺术创作的本质：每一幅富有情感所创作的肖像画所描绘的其实都是艺术家本身，而非眼前的模特。模特纯属意外和巧合，与其说画家通过作品揭示模特的内心，恰恰相反，事实是画家本人被暴露在了画布之上。我想对于文字创作而言，这种现象更加突出。
萦绕不去的那些片段
首先想说的是《绘春不知寒》诞生的契机。或许读者不会想到，写小说从来都不是我作为文字爱好者想要追求的一个目标。虚构和非虚构类的创作，似乎长期以来都使作者的分类泾渭分明。四年前，在写了两本非虚构类的书籍之后，我也并不期待再通过撰写小说再去寻找更多的满足和体验。甚至在文字成为我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之后，有那么好几年我都不再tຊ阅读小说。但是不经意间，人生总会有一些绕不过去的点，不管是因为执念和赌气去尝试一次陌生新鲜的挑战；还是有一天发现需要表达某一种或几种意愿和物象之时，唯有小说这种形式是最契合而自然的；抑或是终有一天不得不承认，你在现实中无法寻得的幻想和体验，无法觅见的人和事，可以通过另一种更自主的上帝视角去创作和打磨，继而有可能让更多人感同身受，甚至不受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一旦想明白了这些，突然有一种任督二脉被打开的酣畅感，心中的萌念蓬勃而出，让我坚信无论如何我也要把这些所感所想写出来。
我不认为好的小说可以在短时间之内直接从一张白纸上横空出世，再妙笔生花的小说家，他必定也是将多年积累的一些故事情节，甚至是支离破碎的片段加以加工，烹制出令人动容的完整作品。任何在作者脑海中发酵过的片段和文字，既然能够让作者念念不忘，那么想必也同样会让至少一部分读者产生共鸣。《绘春不知寒》的整个故事线当然是在创作的过程中逐一推论和设计出来的，但是其中的一些关键情节，甚至是一部分的对白却是在我的脑海之中被收藏了许多年的。正因为如此，我不得不希望让它们有一个更为合适的安身之处，用一种更体面和精致的方式保存和记录下来，渴望它们被更多人阅读到。比如对于《早春图》这幅画中隐藏的机关设计；比如林寒初和于墨霄之间的一些冲突和纠葛；比如对于宋徽宗面临新政改革的一些进退两难等等。如果没有许多年前某些契机埋下的设想，或许就不会有创作《绘春不知寒》的动力。
另外一个重要的诞生契机便是对于中国古典书画的爱好，在考虑去写一部小说的最开始，我便希望这是一部将古典书画的某些重要作品，异闻传说能够有所体现的小说，甚至把书画作为推动情节的关键所在。如今回想起来，起码在这一点上，这部书还是磕磕绊绊地实现了。北宋神宗时代已经过去九个半世纪，北宋书画留存至今数量稀少而真假难辨。宋徽宗对书画编撰整理复刻的巨大贡献使得今人可以知晓曾经伟大的艺术家们留下了哪些珍贵的作品。根据《宣和画谱》记载，郭熙的作品存有三十幅。然而郭熙年过八旬，身体强健，一生创作了几百幅山水画作品，流传到宋徽宗时期已经十之去九。之所以生后遗作凋零，直接原因是因为哲宗对他的鄙夷，大肆毁坏丢弃其作。所记载的三十幅作品，应该都是经过邓雍的保护而幸存下来的。但是奇怪的是， 《宣和画谱》 的记录当中并没有提到《早春图》这幅郭熙最有名的作品。如果光从这一点看，不是太奇怪了吗？神宗钦点的作品，怎么会不收录在皇家画册名录当中？对此后世的揣测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并无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