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女则》的境地，和《竹书纪年》一样了。”
“历代统治者有成见，世人有成见，但为学者，最忌成见。放一卷《女则》在你面前，其文辞藻饰，行文习惯与诸书引文相似，世所未见。你却说，千余年来无闻《女则》有流传，必是后人伪作，不复再读。与唐时弃《竹书》不顾者，有何不同？”
陈耕砚听了，短时间没再言语。
其实吕叔寅讲的话，在他听来有点像“歪理”，区区《女则》，怎么就和《竹书》相提并论了？
对于他们学文史的人来说，《竹书》古本虽也有伪作可能，但毕竟是战国时文本，在战国史事上的史料价值依旧很高。
而《女则》就未必，他们中没人研究女性史。平时自己研究方向的治学时间都不够用，怎么可能再花费精力去研读，去判断这可能是真迹？
但他无法反驳。
因为时间宝贵，所以对一些自认为“价值偏低”的书卷，不加考证乃至不加阅读就视为“伪作”，确也不是真治学者所为，至少，不是他们吕氏一门的风格。
他年轻时，选择跟随吕师学史，不就是因为吕师虽性情古怪，但博闻广识，刻苦严谨，前一刻将他不成熟的观点喷成狗，后一刻却会指出可行的方向，能参考的书籍。
良久，陈耕砚终于打破沉默。
“所以，老师您认为这《女则》是真本内容？”
吕叔寅提起手掩住嘴：“咳，不一定。”
陈耕砚：……
但他没有笑话老师的意思，不是不敢，而是吕师的所作所为，只让他更加敬佩。
仅仅因为群聊图片看到的只言片语，很像已流佚书卷的真本内容，就执着地追寻，乃至可以毫不犹豫地答应对方略显无礼的要求。
这才是他的老师。
与老师相比，他的做法，外人看是治学严谨不轻信，在老师这只能用草率来形容。
当然，也是因为他阅读量还不够，训诂上造诣不够，所以还不具备老师这般的文字敏感度。
吕叔寅继续道：
“是这样，从文本上说，这卷书行文简雅，符合长孙皇后创作风格，和《晋书·列女传》在对历代女性的收录重点上方向一致，符合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女性自我价值观。这一点上，不是这个领域的专业学者，很难伪作。至少不可能是那两个小姑娘写的。”
陈耕砚皱眉，“但我问她出处，她只说是太宗推崇，所以熟记。《女则》千年都没有出现，总不可能突然就出现了。”
他明白吕叔寅说的很有道理，但史料出处很重要。
确实，普通人创作不出来这卷书。
确实，当代的专业学者也不会有闲心去搞伪书。
但万一就有人搞了呢？
凡史料，均需有严格认定，单以文字肯定是无法下论断的。
“我想的就是这个问题。”吕叔寅的表情也严肃了起来。
“建国前望江楼古墓出土的东西你记得不？”
“那只藏《陀罗尼经》的银镯子？”陈耕砚怔了怔。
“是。”吕叔寅点头。
那支银镯，来源于一场当时轰动文化界的考古发掘。
1944年，中华大地还战火纷飞，工人在川大内挖掘到古墓方砖，川大考古学家紧急发掘，共发现四座古墓，其中三座宋墓，一座唐墓。
唐墓的主人是位女性，身份应该不高，因为陪葬品并不丰厚，其中，一支银手镯已算贵重品，是主人生前常戴的。
这支手镯被发掘出来时，外壳已有些许破损卷翘，露出其中纸页样物品，考古人员本以为是什么杂物，悉心掐出来，却发现是一张从对角卷成筒状的纸。
四川地处潮湿，书籍纸张流传殊为不易，多在长年累月中被腐蚀，但这张纸上的文字却保存完好。
打开后有一尺见方的纸上，印的是《陀罗尼经》。
《陀罗尼经》本身并不那么稀奇，稀奇的是上面“备注”的一行字：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
据此可以准确推断出，这是晚唐时期，公元757年后的物品，而当时在成都府，已有私人店铺印刷佛经并售卖的情况存在。
唐时川纸制造情况、刻本印刷业发展情况，于此得到印证，而唐时民风百态，佛教流传、商业发展、饰品制作与百姓喜好……
后人也可于此银镯上窥见一斑。
但吕叔寅现在说起，自然不是为了说银镯。
印刷品在银镯中被发现，且保存完好，那是否还有类似的物品存在，尚未被发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