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了我的全身。
第15章 棕榈泉疗养院
1945年冬天，那是我记忆里最惨淡的一个冬天。因为枪击案的关系，我被迫在棕榈泉疗养院接受强制医疗，美国大陆的诉讼程序繁杂而漫长，因为德国采取大陆法系的关系，在司法认证上有颇多争执。波尔每次带来的消息都不容乐观，他说因为案涉国家军事要害人员，美国中情局已经介入调查并且审查起诉。为了避免长达数十年的牢狱之灾，他正在全力证明在案发时我处于严重的病发状态。
从波尔忧心忡忡的语气里，我隐约知道自己惹了了不得的麻烦。但是他似乎不愿意与我过多的谈论起案件细节。反而是埃德蒙一直陪在我的身边，他说我的视觉神经系统因为枪击牵连受到重创，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疗养才有可能恢复。他常常对我说起过去，尤其是在柏林的日子。我的房间只有四面雪白的墙壁，中央摆放着一张潮湿柔软的床。只有在有人来探望或者医生出诊的时候那扇装着铁丝网的门才会从外面被打开。我穿着灰色条纹的病号服，时常坐在24小时从不熄灭的白炽灯下发呆，常常会忘了时间的存在。我曾经央求埃德蒙下一次来的时候带一块手表给我，没事的时候我可以听着声音预估时间。他很为难的说，这不符合规定。我知道他的难处，表里的齿轮对于精神病人是危险物品，可以用来杀人或者自杀，是不被允许带入的。所以，每一次有人来，我都会问他们，现在几点了。有时候是夜里一两点，有时候是早晨七八点，后来他们被我问的不耐烦了，便不再回答，反而会用讥讽的语气说，时间对你来说有意义吗？你还是好好治病吧。
我在这个时候会乖乖闭嘴，慢慢走回床沿坐下，垂着头开始思考。他们总觉得我因为胸口的枪伤和牵扯到的失明变得迟钝，其实不是，我的大脑在高速运算着某些连我自己都无法理解的数学符号和等式，一开始我会用纸笔杂乱无章的将我的想法记录下来，直到整个房间被符号纸填满。这样的举动吓坏了每一个送药过来的护士和医生，包括某一次偶然撞见的埃德蒙。他命令院方不许再提供给我纸笔，我为此与他赌气很久，直到他继续讲给我柏林的事。
——我在柏林剧院第一次看见他，我们一起前往苏黎世的旅行，我坐在绿皮火车上打瞌睡，梦里都在喊乌尔纳的名字。我满身是血的跑回旅馆房间，他蹲下身为我上药，取出淋漓血肉里的弹壳。
我总觉得他的故事缺少了重要的一环。每次到惊心动魄的转折点的时候，他都会轻描淡写的掠过。
这样单调匮乏的日子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这个世界只剩下埃德蒙和维尔纳的过去。直到有一天，院方通知说有客人来访，已经有很久很久没有除波尔和埃德蒙之外的人来了，主治医生扶着我立起来，他说有人前来探望。
我的眼睛蒙着纱布，只能看见一片朦胧的光，可我还是执意走了几步，摸索着走到门框。眼前投下一片阴影，对面那人的脚步声很轻，他笔直的立定在我的身前，遮住了白织灯倾泻而下的光。我在记忆里描摹他的样子，灰蓝色的眼睛，灿烂的金色鬈发，细挺的鼻梁和菲薄的唇缝。他笑起来整个人都会发光似的，一点一点渗透进我的视网膜。我慢慢微笑起来，抬手一点一点抚摸上男人的眼睛。
“埃德蒙说，你是那个总是给我写信的老朋友？”
他伸手抚摸了我的脸，手指纤长冰凉，我听见身后病房门被关上的声音，是医生走了出去，那个人凑近我耳边，“诉讼马上就结束了，波尔会带你暂时离开这里，那个时候你就真正自由了。”
“暂时是什么意思，我的诉讼据说很麻烦，对方是美国军方高层，里面牵扯到很多利益关系，波尔说除非一方终身监禁，否则双方很难达成完全信任的和解协议。”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说，但似乎本能的有很多话想对这个人倾吐，又一时无从说起，这使我有些语无伦次。“其实无论是在纽约的家还是在这里，我过得并不好。”
“我知道。”他慢慢将我的头按着他的肩膀，叹息般在我的耳边安慰。“我知道。”
“在纽约，我深陷指控和丑闻，他们说我早年的左倾活动和延误政府发展氢弹的战略决策有背叛的嫌疑，我随时都有投靠苏联的可能。”我抬起头凑近他，竭力想透过层层叠叠的绷带看清他的面容，“埃德蒙说子弹打在额头的位置，我不得不做了脑前叶组织切除手术。我忘记了很多事，我猜，这也许是一件好事，他们终于肯放过我了。我累了，我的朋友，我很抱歉，我甚至想不起来你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