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则选择了成为一名律师。
我继承了母亲的口才，是她的三个孩子中唯一一个能与她辩论却不落下风的人。小时候，就连最会狡辩的乔治也常常被我说得哑口无言，只得放弃与我争夺书房的使用权。就跟父亲一样，我很小的时候就确信了我将来要走的道路——与母亲一样，站在法庭上为弱势的群体而发声，为争取正义而奋战。
我只见过一次我的母亲在庭上辩护的模样，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母亲为许多被无故解雇的女工人在法庭上争取她们应得的报酬和待遇。母亲的精力大部分时候都集中在政治事务上，那是她最后一次亲自出马。我永远都记得她英姿飒爽的模样，多年以后，回想起赢得起诉的刹那景象，我仍然会忍不住热泪盈眶。
这个案件，只是母亲推动女性权益发展道路上小小的一步，她取得的成就难以计数，最令人称道除了促进南非联盟的独立，还另有两项。
其中一项，是在1902年，她从下议院议员职位卸任之前，成功在伦敦城推行了“平等法案”，使所有伦敦同业公会取消了对于性别的限制，这让女性可以进入许多此前仅限于对男性开放的行业——比如进入商业行会并且从事相关的生意，还有一些社会普遍认为女性不适宜担任的职业，木工，铁匠，药剂师，律师，等等。
在这项法案推行5年后，海伦·米勒，第一个我母亲为之辩护的女孩，在她的资助下读完了牛津法学院的课程，并最终通过了律师公会的考核，成为了继我母亲之后，英国历史上第一位能够上庭辩护的大律师。
而她，也是我参加律师公会考核时的担保人。往后的许多年，她一直给予着我在职业上的帮助，我们维持着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直到1964年她因病去世为止。
另一项，则是在1915年，一战结束后，联合舆论与民众的压力，利用过去我父亲在政府内留下的人脉，再加上温斯顿叔叔的据理力争，终于促使政府通过了“1915年法案”。这项法案给予所有的成年男性及女性平等的投票权，同时，还允许25岁以上并拥有一定财产的女性拥有选举权。
第二年，英国历史上第一位以女性身份参加补选并竞选成功的女性议员诞生了。
她的名字，是夏绿蒂·莫莱尔，时年25岁，是继母亲后当选的最年轻的下议院议员。
在竞选成功以前，她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夏洛特·莫里斯。
1908年，通过内部举荐，她成为了当时在外交部担任副国务卿的温斯顿叔叔的秘书——温斯顿叔叔完全没有认出眼前这个打扮成25岁男人模样的人就是他当年从南非救出的小女孩，更没有想到她当时才18岁——并且跟随他一同前去法国，处理了第二次摩纳哥危机。
夏绿蒂能流利地说六种语言，并先后在剑桥学院得到了历史，法律及哲学的硕士学位，担任温斯顿叔叔的秘书期间，她给许多内阁成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得到了极高的工作评价。
很多年以后，我才从她口中得知，她优秀的学习履历都得益于当年我的母亲给予莫莱尔先生的支票，莫莱尔先生用那些金钱为她聘请来了最好的家庭教师，买下了一个贵族头衔，并最终让她得以以“夏洛特·莫里斯”这一男性身份，在14岁时进入了剑桥学院学习。
191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她辞去了秘书的工作，加入了英国的军队。在温斯顿叔叔的帮助下，她被破格任命为少尉，并直接被分配在了在基钦纳将军的手下——她因此得以参加了香巴尼，阿杜瓦，还有索姆河三场战役，均表现出色，战功显赫，以一手精准无比的枪法闻名全法。甚至就连德国人也在报纸上报道了她令人闻风丧胆的枪法——也就是在这时，夏洛特·莫里斯这个名字开始为大多数的英国人所知。
战争结束后，夏绿蒂在授勋仪式上以自己本来的女性容貌现身，向整个世界宣告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温斯顿叔叔如此失态，当他看见身穿军装，留着一头短发的夏绿蒂向他走来的时候，眼珠似乎都要从眼眶中跳出，双颊涨得通红。他以为自己会见到阔别已久的秘书，四年来，他一直空缺着那个位置，等待着夏洛特·莫里斯的归来，认为没人能做得比她更好。他从未有一刻想过，夏洛特·莫里斯会是个女人。
而我的母亲则微笑了起来，她给了夏绿蒂一个热情的拥抱，同样亲了亲她的额头。
“干得好，夏绿蒂。”我听见她这么对那个身姿挺拔的年轻女孩说道。
成为下议院议员过后，她很快进入了温斯顿叔叔所在的战争办公室，并被提拔为战争事务次官——此后漫长的一生中，她都在与英国政府内对于女性的成见搏斗，艰难地在内阁中拼搏出了一番天地，后来英国的第一位女性首相，撒切尔夫人，便是在她的栽培下成长起来的。
她终生未婚，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政治生涯。
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温斯顿叔叔担任首相的期间，她被任命为战争大臣——一个任何人都不认为女性有资格，有能力担当的职位。夏绿蒂没让任何一个准备看她笑话的人得逞，也没让任何一个对她给予厚寄的人失望。
当被问及是什么让她在政治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时，两鬓已经斑白的夏绿蒂微笑了起来，翡翠一般的双眼仍然跟我第一次在授勋仪式上看见她时一样神采奕奕。“我有最好的老师，他教会了我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她给出了回答。
所有人都以为那是温斯顿叔叔，包括我，直到母亲去世后，我才得知了真相。
母亲的健康在她40岁以后便日益衰弱，据她说，这是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的经历给她身体留下的后遗症。“这叫做战争的代价，我的孩子。”她笑着说道，亲了亲我的额头，“没有哪场战争是不需要代价就能阻止的。”
1915年后，母亲曾经考虑再一次参加大选，重新进入下议院，但最终因为恶化的健康状况，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在那之后，她大部分的时光都在选择在布伦海姆宫度过。午后，她经常会一个人在花园里散步，偶尔在凉亭里坐下，用一条毯子裹着自己的腿，眺望着远处潺潺的河流。
我始终觉得，她并不是独自一人。
从小时候开始，我就发觉，母亲偶尔会在四下无人时对着空气窃窃私语，会温柔地注视着某个空无一物的角落，露出甜蜜的微笑，就好像她在与某个看不见的影子对话。我曾经将这件事告诉了温斯顿叔叔，因为我担忧母亲也许在父亲去世以后，因为过度哀伤而神志不清。但那时温斯顿叔叔只是大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那也许就是某个鬼魂，”他说道，“鬼魂是真实存在的，我就亲耳听见过他们说话。”
我当时，只以为温斯顿叔叔在哄骗年幼时的我。
1927年，母亲的健康每日愈下，阿尔伯特一直陪伴在她的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她。每逢工作有闲暇，或者学校有假期，乔治与我也会回到布伦海姆宫探望她。母亲看上去似乎并不为即将到来的死亡而感到难过，有一天，她从午睡中悠悠醒转，看见守在床铺旁的我，便露出了笑容。
“我以为这一次醒不来了呢，”她小声对我说，“我向来对这种事情的预感特别准。”
“别胡说，母亲，”我紧紧握住她的手，多年过去，依旧能从她肌肤上摸到第二次布尔战争留下的伤痕与茧子，就像母亲说过的，战争的印记是永远不会消退的，“你还能活上很久，很久很久。”
“别为我的死亡伤神，女儿，”她亲了亲我的额头，说道，“就像你的父亲一样，我也不会真正离开。我会一直留在这儿，陪伴在我的孩子们身边。”
1927年底，阿尔伯特在布伦海姆宫的花园中发现了安详逝去的母亲，一条温暖的羊毛毯子搭在膝头，她微微偏过头去，就如同睡着了一般，手里则攥着一张照片，那是1896年夏天，母亲与父亲前去参加梅姨婚礼时，在弗洛尔城堡前留下的照片。他们注视着彼此，十指相握，笑容灿烂，年轻的容颜神采飞扬，看上去幸福无比。
当哥哥将照片交给我的时候，我发觉母亲的身边被照出了一道淡淡的轮廓，就像有个少女站在她身后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