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师说起这个案子时用了诙谐的一句话总结：“他们总把女人捧成艺术品，从而完成少年时被阉割的艺术体验，他们要么把原素材加工成喜欢的作品，要么扔进垃圾桶，甚至连同社会的精加工也一起贬低，而反观….女人她们全身心地热衷于罗曼蒂克，甚至把对方塑捏的部分也给浪漫化了。”
“传统影视总爱写男杀女，不可否认杀人犯性别比例从古至今没改变过，犯罪研究也只针对男性，连犯罪也变成了他们的特权，但不妨你也去调查一下现在的女罪犯，这个比例在逐年升高。他们也会害怕。”
他一如既往地用俯视、用他习惯了的身份去调侃，又或者是下放安慰。
但黄老师是新女性电影方向的忠实拥护者，他也曾多次参与有我牵头开展的女性救助会、开放读书日来帮助女性再教育。
黄老师热衷和女编剧去聊《词与物》，去聊酷儿群体的污名化、去聊文化与媒介中的想象。他侃侃而谈，听上去像是骚扰但却类似于——齐泽克的黄色笑话。
他在电影节论讨会上指出，编剧在意识创作和倾向表达中仍旧不理解女性困境，艺术赋予群体的象征性仍旧停留在典型的元叙事里，给不出流动性的新语言那任何权益的推动都是一潭死水。
他在媒体中所传达出的观点和我有些不谋而合，我们都是平等权益的追求者，并非将我们性别拆分后立刻会将我们处于敌对的立场关系之中去。
当然如果这里有人指摘我是温和态度是煮死青蛙，那我也尊重每一种发声，任何运动都会有它的圆周型态，是充满暴力的分离派、还是乐观精神的革命派都不要紧，只要能追寻到我们想要的答案，就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但随着传统媒体的没落，个人媒体语言崭露头角，具有冲击力的意识形态在社交中散落，思维迭代速度极快的网络时代，让我们迎来了第四波女性主义的到来。
圆桌上的派别的分类开始细化，甚至越来越尖锐。
不管是国外如今社交流行的Boysober，还是市场消费噱头营造的Gender-free，以及东亚文化背景下的Misogyny，以及延伸出的女同性恋存在主义，等…..
我一直认为大部分80年代后所出生的独生女，都是裂缝当中波及最强烈的浪花。她们作为独生子女，强制性地享受家庭内部给予的平等权。男孩女孩一样好的观点，让翻滚起来的自我意识在千禧年后快进了八倍速。但家庭成员意识没有跟上，配套教育支撑没有跟上，导致当我成为主宰欲.望的主人，拿到了自由主义的脚本后，他人的欲.望与我产生矛盾时，我便不知所措地被用刀子割开了。割裂感是发颠的前兆。
举个最简单的，性教育的例子。
不管她们是被迫成为受害者，还是主动当了呐喊者，实际都没有被正确的普及过什么是性价值观。我们用1.0懵懂版概念去承受了4.0的激浪，导致性与性别没有被区分处理，性权利与性别权利也打入模糊地带一同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阉,割女性自主权的女性是否为真的盟友，规范女性拥有诡辩逻辑来倡导平权的男性是否会背刺。少数酷儿群体的交叉性理论，以及普遍缺乏我们是否有能力去接纳多样和包容….似乎发出任何一种声音都要先带入辩证，而无法展现它本质的全貌，生怕陷落在二元对立里，游在死水中内部分裂着、阻挡着去争“正义”
语言太多，有时候也会造成大面积失语。
我们暂时无法降噪。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名作家、编剧，拥有一家新媒体公司。大多数的创作都有关于女性成长意识有关，从在《青读》连载的《红绳》起，我便在追寻传统元叙事的解构，我时常觉得眼前一片模糊，忽而坎坷，总会下意识逃避那些狂风暴雨，在艺术里什么是正义，什么又是中庸，好似无解之题让人感到胸闷和不快。
我距离上次创作已过去四年已久，媒体评论人总以艺术枯萎取笑我，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清楚，这四年来我大量在「再教育机构」走访，在省监狱之间调查，在妇联的支持下我的读书会进一步开展了女性救助心理会，我在来访者中采访想要寻求一个答案——女性犯罪者的背后动机。
正如黄老师所言，女罪犯的数量上升是特殊的观察视角。
如果你真的听过犯罪心理学的公开课，你会发现过去因为女性犯罪者因样本量不足而，而变成了部分小专题。甚至有关于女性犯罪者的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的研究也非常小众化。
但她们仍是可以被观察到并验证的对象，是个随着参与社会的数量增加，而逐渐增加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