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不愿意这样去想问题。
除了上述的结构性原因，或许也因为，做家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选择生下孩子就意味着，选择把一块木头放在着火的房子里——他们做好了孩子来世上受挫的准备，因为他们也是这样过来的，甚至更加不曾被看见过。
当然，这不是为小说里的父母洗白。写的过程里，我把严敬人和杜俊芳当作自己父母那样去对待——假如他们已经被塑造成我不可撼动的模样，那我只好不指望被他们理解。我依然会努力尝试沟通，但如果换来的是更多的伤害，那就只好求同存异，“稀里糊涂”。
余秋雨说，永远不要指望被理解。
马东说，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
杨天真说，不会因为表达能力强就不被误解。
罗翔说，人们不是真正在聆听且注定局限。
曾奇峰说，希望被理解，本质是想控制别人。
我们必须承认，连血亲都无法做到对我们的痛苦感同身受，反之亦然（不然白海平和苏花花之间，李谷和父亲之间，也不会因为“误解”造成“远离”）。如果全然指责父母，对他们来说，是另一个层面的“受害者有罪”。
门罗有她艺术上的成就，也有她情感上的局限，但她生前没有逃避这个题材，而是进行以此为素材的书写，或许也算是她自我折磨下的“抗争”……或许。
诚然，但凡有一个家人站出来，真正对严冬做到了保护和支撑，她也不会不断承受叠加的痛苦。可惜只有爷爷察觉，却为了自己的女儿始终未曾开口。
写到这里惊觉这本小说才是“无人之家”（上本小说的名字）。
所以希望有同样遭遇的女孩子知道，我们不止有一条路可以走。亲情的路堵死了，还有别的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定要把身心郁结的部分疏通。可以报警，可以向社会求助，想办法让身体里的苔藓消失。
现实里需要提高警惕的不止是父母，还有社会对此类犯罪的预防机制、求助通道，需要张开怀抱的不止是外界，还有敢掀屋顶的自己——当然，内化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能力，并非所有人都是视“死”如归的战士（体面至上是许多人的选择），就像严冬烧掉的录像带，对那些已经选择捂嘴的受害者也是一种保护和帮助（我不想说这样对还是不对，对每个人来说需要守护的东西不一样，能承受的结果也不一样）。
只是这种内化，有它的“副作用”，大小不一，效力不一。
好的，看起来阳光。不好的，时刻在下坠。
这种内化有一个科学名词，叫“解离”。
人在面对痛苦时出于自我保护，便会进行“解离”——严冬那段痛苦的回忆为什么是在黑暗之中，大概我也在潜意识里希望，那个可怕的遭遇对她来说就像陷入了一场虚幻的梦境里。受害者同样会因为怀疑真实性，试图把自己置身于旁观者的角度，从而完成“解离”。
严冬不屑的那个“以为强奸犯是来抢鸡蛋的，多大点事”的笑话固然有她坚强聪慧的自我消解，但也有“解离”的影子。对她来说，更大的痛苦来自施害者和“帮凶”都是亲人的角色，她以为自己可以内化，以为自己可以假装遗忘。
然而现实带给她们“夜以继日”一般的分裂感，一边劝自己“太阳照常升起”，一边无法否认“黑夜何尝不是”。
很多经历过性侵害的孩子在自我功能的发展上，好像依然健全。严冬在母亲眼里依然“快乐”，她在成年后也依然有享受性爱的能力……看起来好像完全没受影响。
但相比其它类型的暴力侵害，未成年遭遇性侵带来的伤害更加隐蔽，别人更难发觉。但随着成长和经历，被深埋的创伤复现，“副作用”随之而来。
类似弗洛伊德说的，“未被表达的情绪永远不会消失，它只是被活埋了，有朝一日，它会以更丑陋的方式爆发出来。”
所以如果有条件，有能力，一定要做好自己内心的“疏通”工作，不管是法律手段还是疗愈手段，保护自己最重要。
这篇后记的题目是“拔刺”，希望每个人，都能有勇气拔掉身体里那根看不见的、日夜发作的、晦暗不明的刺——哪怕它再小，在外人眼里再微不足道。
小说里的恶有恶报是我理想化的结果，但我更希望的是恶因从来没有被种下。
这也是我在决定写这本小说之前，就知道自己必须完成的“使命”，不管它将来能贡献的力量有多么微薄。
我希望这个话题，希望那些受害者，不只是作为爱情故事里对完美主角的不完美参照物，不只是作为情欲电影里模糊爱情和犯罪边界的艺术化载体，不只是雄性犯罪片里作为客体出现的标准调味料——我希望专门为“兔子”写一个故事，借用前面那位男士的说法，他要把爱做透，满足基本的需求，才能如何如何（这里不讨论此观点）。我要把这件事说透，剜除噩梦和潜在的噩梦，才能如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