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不利的是四重奏的商标属于香港四重奏，而南红那些设计图，也归属于香港四重奏。上海四重奏的生产和销售，虽然南红得到了方先生的口头承诺，眼下却没有证人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个行为是合法的。品牌和商标这个东西，在国内一直是个模糊地带，了解的人不多，就连北武也没有留意过。
南红在电话里苦笑：“滑稽伐？我离开方氏的时候，方先生主动提出来要把四重奏卖给我，省得我另外重头开始，他开了三百万港币的价钿，我想想上海已经发展得蛮好，没必要花这笔钱，又觉得这些年的确多亏了他帮忙才能做出来，就没要——是我太笨了，法盲，怎么就没想到还有个牌子和商标的事！”
北武叹了口气：“我都没想到会有这个后遗症，如果当时提醒你一声要一份授权书就好了。”
世上哪有什么如果呢，南红在香港也咨询了几位律师，两地法律不同，但律师给出的意见都是和解，或者上海四重奏直接向香港四重奏买下商标。
南红再去找方先生的弟弟，厚着脸皮重提方先生的话，希望以三百万港币的价格入主香港四重奏，价格还可以谈。
此一时彼一时，方先生的弟弟也是生意人，香港四重奏没了顾南红，新的设计虽然不尽如人意，却也因为早就站稳了白领丽人们这个市场的头把交椅，又增加了广告投入，今年的利润增速同比是下降的，却仍然高达20%以上，比起还在投资阶段的房产项目，就是一个聚拢现金流的金母鸡。三百万港币，换了谁当家，也不可能出让。
这个反应在南红预料之内，她退而求其次，请香港出一份授权书，价钱也好商量。这个小方先生倒没一口回绝，对于自家大哥和南红之间的关系，他也拿不准，潮汕人素来信奉家和万事兴，里外一碗水要端平，便是买包买表，外头的女人有什么，家里的老婆一定也会有什么，绝不会厚此薄彼。因此他请南红喝了一顿功夫茶，笑盈盈聊了半天方先生，最后说隔天给南红回音。
隔天，小方先生亲自光临了南红的新厂房，表示授权书不好出，出了大嫂那边要翻天，建议南红耐心等一等，等方先生出院了再说。至于官司的事，小方先生笑着说：“都是大哥的钱，左口袋挪到右口袋而已，顾小姐不用急，大哥向来端得平，汕头两房的家用都是按人头算的，你就放心吧。现在你吃亏了，等大哥回来香港，肯定加倍偿还你。”
南红沉下脸：“我是我，方先生是方先生，麻烦您转告方太太，我顾南红是靠手艺吃饭的，我和方先生是清清白白的老板和下属的关系。四重奏是我一手做起来的，方氏制衣里谁不知道？上海的公司和香港公司没一点关系，是我家里人辛辛苦苦做起来的，能不能用四重奏这个牌子，方先生是最清楚不过的，人在做天在看！”
但这两条路到底没走通，南红气上心头，跟景生说：“打官司就打官司，输了就上诉，法律就不讲人情了？白的还能说成黑的？真的输到底，赔钱就赔钱，都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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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开庭这天，北武和善让也特地赶到了DG，景生和斯江带着律师和他们会合。方太太没来，她表哥作为原告代表趾高气昂地越过北武一行人，进了大门见到几个法院的工作人员却立刻变了脸，笑得热忱万分，握手时简直能把对方的头皮屑都摇一地。
斯江忍不住低声问北武：“阿舅，你说他们会不会走后门搞关系要坑我们？”
北武笑而不答。斯江觉得自己这话十分多余，倒是善让觉得事情未必就糟糕到了一边倒的地步，毕竟他们的答辩状给出的证据也很充分，街道作为股东方也给出了红头文件的证明。
然而斯江永远记得这荒谬又魔幻的一天，她第一次认识到个人意志通过权力强加于其他个体后会产生多大的杀伤力。法官连他们的答辩状都没有看任何一眼，对，一眼都没看。他们胡律师的说话时间全部加在一起绝对没有超过三分钟，基本上每次一开口就会被粗暴地打断。粗暴到什么程度？“你不用说了。”“你怎么还在说？”胡律师愕然了几回后向法官提出异议，立刻被法警叉了出去。北武提出自己应诉，法警把北武也“请”了出去，跟着景生也没能避免同样的特殊“优待”。善让和斯江没有再争执，默默旁听到结束，听完宣判结果，斯江冷静地表示要上诉。原告律师、原告以及上面坐着的人也毫不为意，完全不避嫌地开始用粤语说笑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