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中记载，今井仲四郎宣称，自己在被强制押送中，损失了总值245元60钱的待售货物，并向仁川日本领事馆报告了案件的全部经过。
随材料附有他损失的货物目录报告。左佑佑在“白砂糖”这个品类上面用黄色高亮出来。
“根据记载，这位日本商人今井仲四郎损失的白砂糖一共4‘俵’，价格为56元。”左佑佑说，“我查过计量单位，1‘俵’就是1担，折算成我国的计量单位，就是100斤。”
“可以啊左佑佑。”夏博士赞叹出声，“突飞猛进，竟然知道‘俵’这个生僻的单位。”
柏辛树把办公室里的白板拉出来，手里抓着马克笔，眼睁睁看着左佑佑露出得意的小表情。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快活的人啊？
“如果这位日本商人今井仲四郎没有虚报的话，价格为56元，也就是每‘俵’的价格是14元，折合9.8两。”左佑佑说。
柏辛树把数据“9.8”写在白板上。
夏博士和老石迅速核算：“没错。”
“在1894年，万泰和号进口的白砂糖价格为每‘俵’6两。日商进货的价格为每‘俵’9.8两。显然，日本在白砂糖的价格竞争力和流通方面还落后于万泰和号。”左佑佑说。
“但是，转折发生在1904年。1904年，日本人长森藤吉郎获得日本政府的支援，向朝鲜政府要求委任他拥有所有不确定产权的山林、川泽、荒地的开垦权，有效期50年。除此之外！”左佑佑敲白板，“根据《驻韩日本公使馆记录》22卷，他除了获得开垦权以外，还要取得对砂糖生产、进口、出售的独家专卖特许权。”
柏辛树挑了挑眉，把“独家专卖特许权”写在白板上，又在下面画了双横线。
“没听说过这件事情。”夏博士说。
第69章 砂糖战争&发现新史料&打爆日本人狗头
“原始材料有吗？”柏辛树问。
左佑佑把档案发在了工作群里。
老石点开档案，几乎把眼睛贴在了手机屏幕上，面色严肃地看了许久：
“以往的研究中，从来都没有人提到这一点。”
夏博士点头：“是，日本人索要朝鲜的山川土地这个事件，在韩国的近代史上十分有名，但关于日本人还要了砂糖的独家专卖特许权，这段史实确实没人提过。”
柏辛树问：“这个记录有查证过吗？”
左佑佑说：“我找到了日本人和韩国人签的合同。”
她发了一张图片。
签名双方在合同里写着“大韩帝国宫内大臣闵丙奭”和“大日本帝国东京府士族长森藤吉郎”，此合同的第一条原文如下：
“宫内大臣闵丙奭将烧酒、烟草、白参、食盐、石油、砂糖、铁等商品在大韩帝国领内的制造、进口、专卖以及取缔的权利全部委任给长森藤吉郎本人或者其代理人。为此朝鲜政府严禁一般人制造、进口、专卖这些商品，规定独立设置专卖厅。长森藤吉郎向宫内部上缴一定金钱，其中包办进口出售砂糖的代价是每年扣除2万元经费后另加3万元，合同期限为十年，可以续签。”
左佑佑推测：“所以，日本人依靠日本政府的补助金和推销津贴逐渐占据价格竞争优势，日本糖在朝鲜市场压倒了万泰和号的香港糖——”
“等等，柏杰生来自上海，万泰和号的货源也主要来自姐夫陈平原的万泰号。所以，万泰和号卖得应该是上海糖——你为什么说卖得是香港糖？”柏辛树在白板上写下了“香港糖”三个字。
夏博士说：“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砂糖进口港，同时也是最大的砂糖消费市场。1867年上海砂糖销售总额中国产土糖占93%。柏杰生是上海人，怎么会舍近求远，放着上海糖不用，去用香港糖？”
“不是上海糖。”左佑佑反驳，“万泰和号的账本里写的是‘车糖’，我查过资料，‘车糖’指的是香港糖。”
“‘车糖’不是上海‘土糖’的误写、或者记账体吗？”
“不是。”
“为什么？”
“因为香港最早开的机械糖厂叫‘中华火车糖局’，所以简称‘车糖’，是完全有可能的。”
几个人听到这里，慢慢点了点头。
柏辛树在白板上写下“车糖”两个字。
“我认可‘车糖’指代香港糖而非‘土糖’。但你说万泰和号主要售卖香港糖，我持保留态度。”夏博士把账本翻了一遍，犀利地说，“1907年开始，你所谓的香港车糖就消失在万泰和号的进口品目录中了。”
“因为万泰和号选择了英国资本香港太古糖厂生产的太古精糖，放弃了‘车糖’。”
“证据？”
“我看万泰和号的历史中，经常出现‘太古’两个字。”左佑佑说，“同顺泰号主要托太古轮船公司的船只运货。而且，柏杰生的姐夫，上海万泰号经理陈平原的至交好友郑观应的弟弟郑翼之，是著名的太古洋行天津买办，经营太古轮船和太古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