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长你 20 岁，1988 年我 23 岁，参加工作两年， 还是个什么都不太会的毛头小子。9 月 20 日，距离中秋节没几天。泰康区，当时还叫泰康乡，发生了一起恶性凶杀案件，在泰康著名的听湖边，一个 21 岁的布依族姑娘，被人杀死在湖边的一片果园里，时间是早上 9:00——11:00 之间。”
突然讲这么一个话题，肯定不会是简单地回忆一段过往历史。
“凶手很凶残，把人杀死，还把头割下来。从伤口看，凶器判断是镰刀一类的农具。在农家很常见。杀人，砍头，在那个时代社会影响极坏。市局抽调警力组成了专案组，由一个副局长带队，进驻泰康乡。市委市政府下的死命令，国庆节前破案，破不了案就不要回来了。”
“乡里也是积极配合，在乡政府腾了三间房子给专案组，还指派了一个副乡长全程陪同，协调各项事宜。死者就是泰康乡的人，已经结婚，还没有孩子。那片果园就是她家的，据家人说，死者是去果园里干活的。”
“死者的衣服有撕扯的痕迹，裙子也撕破了，但是没有性侵。脖子上有勒痕，应该是被勒死，再被砍头，判断是强奸不成杀人，凶手是男性，身体强壮。”
“80 年代，刑侦和技侦手段都很落后，很多现场信息提取不了，破案更多还是依靠目击者，死者周边的相关信息，还有刑警的个人经验。经过在走访，当天在案发地的案发时间内，没有可疑人员和现场目击者报告。”
“没有证人，又没有有效的物证，折腾差不多 1 个月，毫无进展。被砍掉的人头找不到，砍头的镰刀也找不到。眼看国庆节都过了，再过阵子都该到元旦了，社会舆论压力越来越大，市委市政府发了火，骂了人。”
“有人在案情分析会上提出来，会不会是流窜作案。凶手就是路过，杀完人就跑了，逃遁他地。如果人都跑了，还在泰康找人，可不就是找不着吗？”
“又有人说，凶手可以跑，可是砍下来的人头呢？总不能带着人头到处跑吧。除非是把人头绑在石头上，沉到听湖里去。杀人砍头的凶器也沉进去了。可砍了头沉到湖里，和把整个尸体扔到湖里，应该是后者更省事啊。凶手为什么要选择一个更耽误时间，更容易暴露自己的做法呢？”
“专案组有个年轻警察，因为年轻，没经验，不负责具体侦查工作。主要负责跑腿，整理材料，做做记录什么的。这人闲不住，没事就喜欢到各家去跑跑，问问，想着找出点别人不注意，或者没发现的线索来。一来二去，和乡里的很多人都熟悉了，乡民乐意和他说些捕风捉影的消息，大多价值不大，也喜欢找他打听案件的进展，他知道的也不多，没什么可说的。”
难得地，黄堃的脸上有了变化，闪过一点光彩。连说话的语气，都有了一丝的欢快。
这个年轻警察，应该就是他自己。
“就在大家都开始丧气，泄气的时候，事情有了变化。一天，那个整天跟着专案组的副乡长，家里盖新房，喝了酒，借着酒劲向这个年轻警察问了一个问题：听说公安局有一种进口的机器，只要对着死掉的人的眼睛，就能还原这个死人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的图像。是不是真的？”
刘余川双手猛地捏紧，指甲都嵌进肉里。眼睛没有眯，牙齿也没有咬紧。
这是师父黄堃第一次跟他说起这个故事。
“你当然能猜得到，那个年轻警察就是我，副乡长就是凶手。据他交代是在案发现场偶遇的被害人，两人还打了招呼。布依族女性穿的大摆裙，晃来晃去的，大腿白花花，刺激得这个副乡长起了邪念。强奸不成，失手杀人。”
“头被他用镰刀砍下来，裹了油布放在一棵大榕树的树洞里。树洞里有他藏的几个老大的土坛子，里面装的是一种叫包谷烧的本地自酿土酒。这些酒是他要留着儿子结婚时候喝的，有好几百斤呢。头和镰刀都泡在酒里，坛口封了泥，不会发臭，不招苍蝇，不散发味道，谁也发现不了。”
“他是听说警察局有机器可以还原死者生前看到的人，才来找我打听的，如果真有那种机器，他就准备找机会去把头上的眼珠子挖出来扔掉。免留后患。”
一长段的回忆性叙述，黄堃的脸上微微泛红，额头有汗。他都没有停下来喝过水。
“师父。”
刘余川难得地慌乱了，是被人直击内心隐秘的慌乱。
“一个小警察的无心之举，成了破案的关键。事情往往就是这样，那些关键的信息，线索，总是无意间，被一个似乎无关紧要的人发现，成为了破案最重要一环。所以不能拒绝，也不能忽视任何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