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暖也是她给我取的名字，院长说，那会儿大字不识一个的玲姐翻遍了古诗词，想给我个足够好的名字。
莫要像她的小春花一样，当真如花期极短的春花，转眼消散。
那为什么要叫江暖，我问。
院长搂着小小的我，说，因为春江水暖，玲姐要我像春水一般，无论何时何地都能顺利地淌过，淌过艰难苦恨，淌过挫折磨砺。
如水一般，温顺包容万物，却坚韧如初。
我听不懂，我说着便从院长的怀里钻出来，跑向走过来的玲姐。
那会儿的玲姐肩背还没有佝偻，头发也是乌黑的自然卷，她能很轻易地一把把我从地上捞起来抱住。
她抱着我跟院长道别，最后离开了那个我生活了五年的孤儿院。
其实我一直不认为自己是孤儿，因为从记事起，玲姐就一直陪着我，她不是我的母亲，却给了我成长所必需的母爱。
所以在一次学校布置的亲子作业——给妈妈洗脚的时候，我端着水盆对着她喊了第一声妈。
水盆打翻了，滚烫的热水洒了我一身，单薄的棉服浸了水湿哒哒，风一吹就是彻骨的冷。
玲姐停在空中的手顿了很久，直至我打了个喷嚏，那只手才调转方向拥住了我。
接着，玲姐给我讲了小春花，又给我看小春花留下的唯一一张满月照。
我想，我原来是顶了小春花的位置，得到了玲姐给小春花的那份好。
但又有什么关系呢，又有什么关系呢。
没关系，我改回了之前的称呼，依旧叫她玲姐。
至于她为什么叫玲姐而不是什么李姐平姐，只不过是当初进孤儿院时被院长叫错了名字，后边将错就错，借此和曾经说再见罢了。
十几年，我和玲姐相依为命，考上大学时，玲姐卖掉老房从临城搬来这边，买了一套二手房，六十来万，在这样的地界不算贵，却也几乎花光了她的所有积蓄。
她说，房子这种东西，以后肯定还会升值，不亏不亏。
然后在房产证上落了我的名字，江暖。
我坐上赶去临城的长途汽车时，怀里便揣着从玲姐床头柜里翻出来的房本。
脑子里一团乱麻，手机开机后十几个未接来电，宋月苍白的神情，还有终于接通的那个电话。
兰姨说，玲姐跳江了。
后边她还说了什么一点也想不起来，耳鸣，头晕目眩，记忆断了片，等回过神来的时候，便已坐上去临城的车。
三个多小时，我忘了是怎么过来的，手机还停留在宋月发消息问我上车没有的界面，我没有回。
其实这个时候，我真的很想她能陪着我，但她没有，客观的主观的都没有。
无论是她没有身份证不能坐汽车这点，还是她拒绝了黑车司机执意将我送进汽车站这点，我都觉得她冷静得不讲情理了。
说实话，我是怨她的，但又不能怨，因为她没有错。
凌晨的医院很冷，寒气钻到心里，肺腑，骨头缝里那样冷，我裹紧衣服，屏住呼吸，看见了病床上的玲姐。
没有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浑身插满管子，但呼吸机是嘀嘀嘀的，头上的纱布也包的严严实实，管子几根，心电监护仪在床旁亮着光。
心跳的频率头一次这样具象化地展现在我眼前。
“医生说，玲姐她本来也没呛几口水，心肺这些都是好的，就是跳下去磕到头那一下，有点严重。”
“磕到头。”我喃喃道，收回视线，转头看向兰姨，“医生有没有说多久能好？”
“可能明天，也可能一周，医生说得看病人情况。”兰姨顿了顿，“暖暖，你也别太担心，医生都说脱离危险期了，应该快了。”
说着，兰姨拍了拍我的肩，让我坐到旁边的陪床上。
“兰姨。”我微抬头看她，“玲姐为什么会去江边，又为什么说她是跳江，怎么可能，玲姐她……”没理由跳。
话未说完，我停住了，兰姨的眼神惋惜又同情，眼角的褶皱都是往下的，跟她下撇的嘴角一起，蕴含难过。
“暖暖，玲姐她今天自己去医院了一趟，说什么都不要我陪，刚刚我过来才看到她包里的单子。”
我接过兰姨递来的纸，白底黑字，顶头的检查报告单五个字像把宣判的镰刀，狠狠朝我砍了下来。
“阿尔兹海默。”我讷讷开口。
“老年痴呆啊，暖暖，我就说这几天她怎么老忘事，就蒸个扣肉，重复了七八遍，转头就又端着水在那儿发呆了，一问你干嘛呢，她倒反过来问我她要干嘛。”
兰姨说着开始叹气，“我当时还说她老了啥记性，怕是被人骗了都不知道，没想到啊，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