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为了避免继承人的混乱，嬴政立公子扶苏为太子，昭告天下。
同时，嬴政下令减缓各地驰道的连接工作，减缓对于骊山陵的修建，停止修建宫室。对于长城的修建则颁布了一则诏令，曰：“自朕起，长城之建不可废而止之，亦不可不恤民力。代代为之，终成大业。”
于是天下虽不能说是轻徭薄赋，但是较之先前，已经好了无数倍了。
在对关东贵族进行血洗时，嬴政派遣游说之士给各地民众宣传这些贵族豪强对土地的侵占，防止民变。同时，他们还宣扬秦国“得国乃天授”、“天幕爱秦”等谶言，安抚民众因为天幕中秦末惨剧而产生的不安躁动。
这些年来，李斯被秦国朝堂忽视的彻彻底底。秦始皇三十九年，李斯再次出现在秦国朝堂上，与他同时出现的还有一部新的秦法。这部秦法介于先前严苛的秦法和原六国宽纵的成文法之间，更加适合统一后新生的秦朝。
这部新法包括《名例律》、《卫禁律》、《职制律》、《户婚律》、《厩库律》、《擅兴律》、《贼盗律》、《斗讼律》、《诈伪律》、《捕亡律》、《断狱律》、《杂律》十二篇②，简化了法律条文，减轻了刑罚。
其中，在《职制律》中，根据对各地物价、风俗等的调研，规定了各地各级官吏的俸禄，同时平衡了对官吏的“赏”和“罚”。
新法既出，各地主政官员轮番被召回咸阳，咸阳郊外已经建起了一座学宫，当各地主官从这里出来的时候，新法已经烂熟于心。
同样，这些官员回到地方之后，《户婚律》、《贼盗律》等和民众有关的法律内容也将慢慢传播开来。
在此之前，一直是嬴政用他的威名压制着可能产生的民怨，推行着政策的实施。但是新法的出台和传播，使得各地民众逐渐安居乐业，秦朝逐渐走上了正轨。
公元前200年，秦始皇四十七年，嬴政崩逝在咸阳宫中，太子扶苏继位，史称秦二世。
——李斯殉葬。
嬴政崩逝前，就已经逐渐病重了。
那时的他早已把政事交给了扶苏处理，他只是在背后看着，如果扶苏有大方向上的错误再指出。让他开心又失落的是，扶苏治国并没有出什么错，他可以放心了。
在最后的日子里，嬴政时常召见李斯。
这并不是嬴政对李斯有了什么怜悯和开恩的想法，只是……那些一路走来的同行者或早或晚地都去了，能和他谈论过往的也没剩下几个人了。
吕不韦、尉缭、王翦、姚贾、王绾……都不在了。
——还有，韩非。
“通古，你曾对朕说‘先灭韩，以恐他国’……到底有没有一点针对韩非的意思？”
李斯的年纪也大了，他有些浑浊的双目定定地看着宫殿顶部，仿佛能看到年轻时的自己。
“秦自武信君（张仪）始就‘远交近攻’，尉缭也有言‘韩、魏从而天下可图也’。天下强弓劲弩都出自韩国，韩国一直就是大秦嘴边的肉呵……”
“臣也不知当时的想法里到底有没有夹杂着私心了……到底是，亦敌，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夷郡县城，销其兵刃，示不复用”。
也就是说，秦始皇拆毁了各国郡县的城墙，销毁了各地的武器，这样的举措虽然在最初避免了六国遗民在各地造成动乱，但是极大地削弱了各个郡县抵御风险的能力，不是一个成熟帝国的治国良策。
扶苏即位后，从咸阳开始，逐渐恢复各个郡县的城墙、武库等。
在秦始皇刚刚崩逝时，各地残存的六国势力掀起了新一轮的起义，但是，由于民心思稳，加之章邯、韩信等秦将的突出能力，并没有掀起太大的风浪。
在这次起义中，秦军发现了张良的痕迹。在多年前，秦始皇还在世时，张良就曾在六国起义的战场上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谋略扬名，所以秦人对他很是重视。但是，在多年仔细的探查无果后，秦人只能遗憾地放弃了追查。
张良的下落最终无人知晓。
公子高和公子将闾始终站在扶苏的左右。这两个弟弟一个沉稳谨慎、多变机智；一个骄傲睥睨、自信聪慧，如同一驾马车的两个轮子，帮助他维持着大秦的前进。
——如果扶苏是现代人，他就会知道，这两个人一个是忠犬狗狗，一个是傲娇猫猫。
又二十年，扶苏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他传位给自己的太子，史称“秦三世”。
这时，秦朝的边境逐渐开始兴起波澜。毕竟，纯粹的郡县制要求中央政府强大的控制力，但是秦朝所处的历史阶段注定了交通不够便捷、消息传递不够迅速，国家控制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