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瞬间接过话来，每个字，都和当初一模一样：“‘得知自己可能再也没法打网球，心里到底是什么感觉？’”
“你回答道：‘那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感觉。如果一定要说，就像是失去了一半的自己。’”
短暂的屏息后，幸村笑了。“你那时候还真是过分，”他说，“分明知道不该问，却还是要问。问就问了，偏偏还想落个好，来征求我的同意。我能说什么呢？横竖逃不掉，我只能同意了。”
早川也笑了。她知道幸村没有计较的意思：“其实我是替自己问的。”
“我很幸运，依然能够打网球。”幸村拍了拍手上的尘土，从草丛前站起身，这时方才回过头来看她，“那么你呢？你找回另一半的自己了吗？”
找回来了吗？视线中荒木老师的身影逐渐模糊，从一个人，到一条线，再浓缩成一个点，很快就要看不见了。他提供了许多答案，又留下了更多问题。姐姐是否找到了自己的“病因”，她如何处理自己的糟糕情绪，而那句“我可能只会爱你到四月”，又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份爱意多少有些虚幻的成分，类似于她的剧本，女主角读了太多浪漫小说，才会追寻“爱”的感觉，她是因为孤立无援，才想用“爱”排遣；还是说这“爱”固然真实的，但也到此为止，不能往前了？
这些问题可能永远找不到答案了。至今为止，她遇到的每个人，那些自以为了解姐姐的人，白鸟、宫崎、母亲、老师，都没能给她完整的答案。
或许本来就没有完整的答案。她追根溯源，反本穷末，拿着一把旧钥匙，去敲厚厚的墙。由此而生的情绪，不甘、愤怒、屈辱、疑惑、怅然，有多少是因为姐姐，又有多少是为了自己？
在医院楼梯间里坐到天明，葬礼上手足无措的自己；被父亲冷嘲热讽，泪水漫过卷子的自己；初入立海迷宫，隔着一道厕所门遭人议论的自己；学生会里举步维艰，听任宫崎调遣的自己……
国二的冬天，她站在办公室门口拨通了姐姐的电话。姐姐没有来，电话没有挂。她从漫天大雨中涉水而过，记住了国文卷子上白纸黑字的悼文，丘园未归，馆舍先捐，百身莫赎，一梦不还。
可能，也许，大概——其实根本没有人要求她弥补。父母不需要，姐姐也不需要。她告诉自己，成为第二个姐姐对他们来说意味着许多，譬如家庭的重建，伤口的愈合，生命的延续。但这只是一场催眠术。催眠者是她，被催眠者也是她，家用跑步机的滚轮转动不休，她朝着设定好的目标努力，气喘吁吁，屏幕上的数字不断更新，却并没有前进一分一毫。
“失去一半的自己”——说得太对了。迷人的比喻像是一个谜语，然而真相从来都在表面：她失去的只是自己，不是姐姐。就算她已永远地失去姐姐，也不可能通过找到自己，找回姐姐。
她对幸村摇了摇头：“我不想找了。”
幸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她：“真的不找了？”
她说：“我和姐姐是两个人。”
这话谜语一般，然而幸村听懂了。他笑道：“可是你们很像。”
幸村说，夏天参加远征，西班牙队的成员邀请他去看本地的弗拉明戈舞蹈。据说那是真正的弗拉明戈，从不会出现在剧场，只有经朋友私下联络，才可能进入夜幕下某处不起眼的小巷小门，在一个不太大的房间里，坐在少许“内部人”中间观赏。
吉他声砰然进发。舞者足尖点地，黑裙绽放遮天之际，仿佛命运就此开始。那支舞和他看过的商业演出不一样，是复杂的、纠结的、撕裂的、尖锐的，热情又痛苦，敞开又隐秘，倾诉又沉默，目光中交织着鼓励与禁止，支撑与对抗，前进与退守。
他说，听荒木老师说起学姐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那支舞。学姐给我的印象，就是那天的舞者。不是芭蕾的清纯或华尔兹的高贵，而是弗拉明戈的孤冷顽强，耸肩、昂首，眼神落寞甚至严厉，与舞伴忽远忽近，若即若离，手中响板跟随靴跟踏出的铿锵顿挫，用令人眼花缭乱的眉梢、指尖以及腰身，回望内心。
早川沉默地听着。等他讲完，突然笑了：“你说的是你自己吧？”
“诶？”幸村神态错愕，仿佛突然被她从夏天的夜晚召唤回来，“有吗？”
“听这个描述，好像这支舞和你更像一点，或者说，跟国三的你更像一点。”早川饶有兴致地欣赏了一会儿他的表情，“不过没关系，你心里有一个关于姐姐的印象，我心里也有一个。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她昨天还对幸村说，姐姐的故事有太多版本，恍若散落在万花筒底部的碎片，拼凑不出完整的图样。然而这也未必是件憾事。万花筒拿在手中，轻轻摇晃一下，上百个玻璃碎片组合成一幅美丽的图案；打乱这一幅，还会得到另一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