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要知道，这些陶器的出图年份可是在抗日时期，很难想象当年夏先生是在何等情况之下，从甘省将这些器具带回来。
有的时候，考古这件事本身，也是一段值得铭记的历史。
当然了，想到此的楚孑不免觉得自己有些“唯结果论”，要知道，夏先生本人可是说过“评价田野工作，不是看挖出来什么，而是看怎么去挖地，挖的水平高不高”这样的话的！
从藏品室出来，楚孑又一头扎进了资料室。
这里就是别有洞天了。
很多不在网络资料库中的、甚至之前没怎么细看过的书都在这里。
楚孑直接挑了几本感兴趣的，拿到了阅览室。
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熟人。
马思远和史佳妤也都在看书。
史佳妤看楚孑来了，赶紧朝他挥挥手：“来一起坐啊！”
或许是因为他们二人都比楚孑年龄大，又是本专业，所以下意识有些照顾楚孑的意思，都起身给楚孑让位置。
楚孑赶紧听话坐下才止住了二人的忙叨，问道：“你们也来看书呀？”
史佳妤点头：“是啊，我们学这个专业，就是要不停地看书，也没办法啊。”
马思远看向楚孑拿的书，笑了：“你怎么想看《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这不是我应该看的书吗？”
一说到这，楚孑才想起来朝二人打听，方知道对敦煌考古颇有兴趣的马思远被专攻美术考古的郑教授选走，史佳妤则是成为了富教授的研究生，以后专门研究古文献和古文字。
而这本《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奥利尔·斯坦因所作的，他先后与1900年、1906年和1913年三次来到我国西北地区考古，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讲述了敦煌被发现的历史。
这并不是一段光辉的历史，对于华夏考古来说，其实充满了屈辱。
1900年对于华夏来讲，本身就是一段屈辱的岁月，而敦煌藏经洞发现以及被盗的事更是所有历史学人感到难以言说的痛。
那一处藏经洞位于莫高窟的16窟甬道北壁的第17窟。
而发现他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充满了“传奇”色彩的道长王圆箓。
据他所称，那天他听见雷声滚滚，见到山崩地裂，而他福至心灵，一锄头下去，乍时间佛光大盛。
当然了，这是他自己瞎编的，为了藏经洞的传奇性，他当年编了不少故事，总之就是他一锄头发现了这个藏经洞。
可惜他是个文盲，并没有发现这些经书的价值，而是把这些经书拿去卖钱了。
讽刺的是，他卖经书的目的，正是想用一笔钱修缮莫高窟——这是他一生的宏愿。
后来这件事被官府发现了，自然是封存，但其中有一位汪县令，为了自己升官发财，用这些经书去贿赂其他官员。
这件事就被当时正好来造访我国的斯坦因发现了。
然后他就来到敦煌，对王道长一通忽悠，最终以四锭马蹄银的离谱价格买走了二十四箱敦煌写经卷本，五箱绢画及丝织品。
共计一万四千多件。
甚至需要四十多匹骆驼才能运走。
之后，又有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出现，又运走了一批宝物，不过这就是后话了。
这些事就明明白白的写在了斯坦因的书中，后世也有不少学者，比如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之中，也提及了这段堪称荒谬的故事。
但难道错的是王圆箓或者汪县令吗？
只是他们吗？
就连斯坦因都在《西域考古图记》中说，“王圆箓将全部募捐所得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其中的一分一银。”
万方有罪，国家积弱，徒唤奈何？*
那个年代，愚昧的又何尝只是他一人？
讲到这里，马思远也是重重地锤了一下桌面，引得整个阅览室都看向他。
“我想要研究敦煌，就是想要之后我们国家再没有这种屈辱的事发生，”马思远认真道，“如果我这一生，能看到敦煌的这些文物回来，那我死而无憾。”
楚孑也感到十分唏嘘。
他能明白马思远的动力从何而来。
史佳妤摸了摸马思远的后背：“唉，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能做的，只有跟着老师好好学习了。”
马思远也冷静片刻，闷闷地点了点头。
“哎呀，我刚想起来，”史佳妤看向楚孑，“你的导师不会是屠銮教授吧？”
楚孑：“正是他，怎么了？”
说完，只见马思远刚刚收敛的神色更加阴沉了，粗重地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