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的说，是1713年，意大利北部的热内亚。
我在一座叫做比塞埃的哥特式教堂前着落。
第一个‘捡到’我的人叫做古塞，是这所教堂的修士，他操着一口意大利北部方言（我大学修过两年西班牙语，可以和他做些粗略的交流），和我介绍这个时代。
我花了很长时间弄明白时空穿越这个事实，但我找不到回家的路。
不久之后的一天，古塞被罗马教廷批准去中国传教。
原来，古塞因马可波罗游记爱上了中国，他已经连续六年向葡萄牙教廷申请去中国传教，这一次，终于成功！
我和他一起踏上回国的道路。
第一步，便是去葡萄牙的卡伯拉修道院，接受汉语言和汉文化培训。
在那里，我成了所有传教士的汉语言老师，并因此学习了欧洲十几个国家的语言。
1714年2月，宣誓永不背叛上帝之后，我和十三个传教士登上了诺车玛?爱思佩仁斯号，开始往大清帝国进发。
我们需要绕过非洲，到达印度，经由澳门，登陆广州，最后进京。
1714年3月到6月这三个月里，我们经历过仿佛无休止的风浪，时不时落下的雷雨，源源不断的海盗，突然爆发的热病，食人的非洲土著，还要忍受夜半船长和大副突然醉酒高歌……
所幸，人类是坚强的物种，我们总算成功来到印度。
果阿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之一，这里的官方语言为葡萄牙语。
我们下船之后，受到当地教会的热列欢迎，纷杂的人群举行着繁冗的仪式，码头上一个印度男孩对我勾勾手指，把我从人群里救了出来。
这孩子要带我游览当地风土人情，而且只要一个银币。
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语，就像沙鼠熟悉沙漠一样熟悉这个城邦，而且极其自来熟。
我看港口不远处有个集市，摩肩接踵十分热闹，便要他带我去那里看一看。
他皮肤黝黑身材消瘦，个头像十几岁的少年一般细高，只穿着一条褐色的亚麻短裤，打赤脚，走在雨里，一蹦一跳，每次抬头看我，总是露出两排大白牙。
自我介绍叫沙，九岁，自小就在港口讨活儿，经常给外国人当导游赚小费。
口集市庞大繁杂，方圆一里内摆满了地摊儿。有的摊主甚至在地摊儿后面打了个帐篷，以便五天后，再一次逢集的时候还能占领这个摊位。
沙吹着口哨和摊主们打招呼，他们冲他挤眉弄眼，似乎在感谢他又带来一个外国客人——对于不懂行情的我来说，在这里不当冤大头的几率是很低的。
不过，这个集市上的东西做工相对粗糙。
沙说，要买精品的话，得去另一个叫帕纳吉的城镇。
我在一个窝棚店里淘到一个漂亮的本子，呐，就是我现在用来写日记的这个。
离开集市的时候，我给沙买了一顶帽子。他高兴地说，“我永远也忘不了您。”
暮色降临的时候，他送我回到传教士们下榻的宾馆，临别之前，我又给了他一个银币。他开心地将银币抛起来，吹着口哨和我道别。
古塞在宾馆门口徘徊，看见我的身影，立刻出来迎我：“老师，您怎么去了这么久，我从仁慈耶稣大教堂回来，看到您还没回来，担心得不得了。”
忽略近三百年的时空差不计，他今年二十四岁，比我还大三岁，却时时刻刻用‘您’这个字来称呼我，叫得我很不好意思。
或许我就不应该教给他这个汉字。
公元1714年6月14日印度果阿天气 细雨
我们要在果阿停靠三天，一方面，诺车玛?爱思佩仁斯号需要补给，另一方面，传教士们要代表葡萄牙教廷视察果阿天主教会，还要传递所谓上帝的旨意。
五月之后的果阿非常炎热，白日里温度平均有三十五摄氏度，就连晚上也有三十度之高，可以想象在没有风扇没有空调的十八世纪，这样的日子有多难熬。
幸亏现在是雨季。六月到来的季风雨能给酷热的暑天带来些许凉意。
我们的早餐是粗糙劲道的印度面包和新鲜的椰汁，还有菠萝罐头以及必不可少的葡萄牙腊肠。
昨晚，果阿天主教会的主教拉曼大人设宴为我们接风。
席上有一道叫做文达卢的咖喱猪肉料理，放了很多辣椒和椰子油，味道很呛。
古塞和郎锐不太适应这种口味，碍于拉曼大人的面子，不得不强迫自己吃到盘子见底，结果就是回来就不停跑厕所，口中愤懑而绝望地叫着上帝。
今天早上，这两个顽强的传教士依旧准时起床，和其他人一起去拜访果阿的天主教徒，我继续浏览当地风土人情。
出了宾馆的大门，看见沙正斜倚在对面的柱子上，仍旧穿着昨天那条短裤，但带上了我给他买的帽子，帽檐扣在眼睛上，嘴里叼着一根麦秸，样子痞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