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他挽救不了任何人、改变不了任何事。
他只能这么渺小地、徒劳地伸长着手，妄图抓住那虚空里流逝的时间，可抓到的只有无能为力的空气。
随着砰的一声枪响，他眼睁睁看着老张倒在了天台上。
围观的老百姓一片哗然，警察们叫着“让一让”，挤开人群一队队冲进县委大楼，整个大院乱成一锅粥。
被绑在天台栏杆上、打碎了脑袋的贺杰的尸体，还在滴淋淋地流血，耳边是贺委员尖利、愤怒的吼叫。
可路昭都听不见了。
老张自杀的这一枪，好像重重地击穿了他的心脏，给他极度强烈的、令人窒息的震撼。
为什么平民百姓，只有用性命才能发出不平的呐喊？
这不公平。
他直直地盯着楼顶的天台，双眼发红，胸口起伏，张嘴喃喃着：“这不公平。”
他有些机械地转过头，看向不远处发疯的贺委员。
毁了无数家庭的罪魁祸首还活蹦乱跳的，受害者却以自杀结束生命，这真的不公平。
而这声枪响过后，这件连环杀人案结案过后，还有多少人会记得老张、记得张平康，记得他们是受到了怎样的冤屈压迫？
不能就这么结束了。
他盯着贺委员看了好久好久，胸口的怒火翻涌叫嚣。他终于抬起脚步，一步一步，挤开人群往前走。
他要进办公楼，可警察已经在拉警戒线，连忙把他拦住：“现在不准进去！”
路昭一把推开他：“滚开！”
他冲进办公楼，脚步越来越快，直接爬上了三楼，穿过楼梯间乱糟糟忙活着的警察们，跑进自己的办公室。
在他办公桌的最底层，有一个上锁的抽屉，钥匙路昭随身携带着。
他伸手到兜里去掏，掏出那小小的一片钥匙。去对准那锁眼时，他的手抖得厉害，半天没有对上。
路昭喘了几口气，按捺住胸口堵得他发痛的怒火、悲痛，勉强镇静，对准锁眼，打开了锁。
他一把拉开抽屉，里头是数个整理好的文件袋。
那是这些年来，左安县百姓们受欺压的口述纪录、各种荒诞离奇的决议文件、被小混混欺负打砸的店面的照片、老百姓的断腿断手的伤情证明或照片，有厚厚的一大摞。
路昭把这些文件袋全部拿出来，揣上照相机，快步回到了宿舍，很快收拾好一个行李背包。
他要去曝光这些事。
宋悦给他算过账，告诉他这样不划算，可是他现在不想算账了。
如果每做一件事都要精细地计算好处坏处，瞻前顾后，他还当什么父母官？
这些累累血债，放在哪一个家庭上，都是灭顶之灾，老张为了报仇甚至豁出了全部。
如果这样的复仇只是昙花一现、如果这样豁出性命的复仇都只能激起小小的浪花，那老百姓们还能做什么？还能怎么办？
难道下一回再出这样的事，又要靠一个“老张”豁出性命来报复坏人吗？
他不能让老张就这么白白死了。
路昭背上这个旧帆布包，就匆匆出了门。
才走出宿舍楼，恰好县委办公室的主任走过来，看着他背着个鼓鼓囊囊的包，便问了一句：“路县长，这是去哪儿？”
路昭便说：“正好，我要休个年假出门，你帮我写个假条报备一下。”
主任愣了愣，路昭作为下来锻炼的异地干部，每年有半个月的探亲假和半个月的年假，可是他从来没休过假。
眼看他背着包要走了，主任忙问了一句：“那您去哪儿休假啊？”
路昭早跑远了：“随便写个地方！”
离左安县最近的火车站，从县里过去要坐两个小时中巴车，而且这车一天只有三趟——正对应着三趟经过这个车站的火车。
一趟是大清早去首都的，一趟是中午去南边宁海的，最后一趟是下午去东边螺城的。
中午去宁海的火车十一点半发车，所以早上这趟中巴车是九点发车。
而这会儿已经八点四十了，客运站在县城东边，挨着产业园，离这儿有十里路。
路昭背着旧帆布包急匆匆冲出县委大院，挤出看热闹的人群，往县城东边跑。
恰好一个老百姓蹬着自行车经过，看见他在路上狂奔，忙骑着车追上来：“路县长，跑这么急，上哪儿去？”
路昭一边狂奔，一边大喊：“去客运站坐九点的车！”
“哎哟，这可赶不上了呀！”老百姓赶紧叫他，“快上车，我载你去！”
路昭抓着背包跳上他的自行车后座：“你也要上客运站？”
“我是煤矿厂上班的工人，正好是这个方向！”这个雌虫工人一边说，一边猛踩自行车，自行车飞快往前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