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感觉不到疼痛，有的地方都红肿了，也一刻都不想停。
齐茗一开始还觉得这是小病，此刻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弟弟好像陷入了某种困境，她不知道这种困境从何开始，眼下的状况难以言喻。
她用力抱住齐寻，可齐寻似乎十分厌恶这种接触，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将她推开，眼眶通红，像看陌生人一样地盯着她。
在这个全纽约最好的医院，最好的病房，齐寻把自己解构了。
他毫无意识地打乱了所有的生活状态，排开所有的人群，掉进了自我保护的世界。
没人知道在他身上发生过什么，哪怕后来父母请来了心理干预师，齐寻也说不出一句话。
他成天做噩梦，梦里一团黑，几乎看不见光亮。
他也不曾睁眼，他开始惧怕周围的一切，用尽全身的力气抗拒，直到累了，困了，又再度陷入梦境。
如此反复。
最后拯救他的时刻，是在纽约的某个艳阳天。
齐寻每天都需要注射一定剂量的营养液和镇定剂，医生会带来一些观测设备帮助他检测生命体征。
他站在窗前，对面是广袤无垠的绿草地，阳光洒下一层薄薄的涟漪，有人在绿草地上嬉笑打闹，医生想让他回病床休息，但是他拒绝了。
他看到草地上三五成群的儿童用相机互相拍照，他们笑意盎然，明明只跟他们有一墙之隔，却仿佛处在两个世界。
他不知道自己是从何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的，或许是相机快门的声音，抑或闪光灯明亮又刺眼的片刻。
一位白人女医生给他观测时用相机拍了一张照，拍完之后相机被她放在一旁，等她想带走时，却发现齐寻正在玩着那台相机。
一旁的男医生想阻止，女医生拦住了他。
齐寻与相机度过了一下午的时间。
齐茗来探望齐寻的时候，她听到了齐寻在这疗愈的三个月里，对她说的第一句话。
齐寻依旧吃不下东西，他安安静静地抱着碗，挑挑拣拣地看着里面的西兰花和肉糜，低着头，踌躇了很久，才开口。
“姐。”
那一刻，齐茗疑心自己听错了。
她喜出望外，连忙回应。
齐寻却把头压得更低了。
“我想要一台相机。”
正是这个契机，才顺势让齐寻的病情得到了控制。
齐茗给齐寻买了一台最新款的索尼相机，齐寻同意了跟心理干预师会面的请求。
毕竟不是外国人，语言交流还是困难，齐茗跟父母商量，决定回国寻找国内的心理干预师。
回国的那天，齐寻给纽约的天空拍了一张照片。
齐茗坐在一旁，问：“阿寻，你做好准备了吗？”
齐寻没有说话，他自顾欣赏着照片，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飞机最终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落地。
走出航站楼的时候，齐寻把那张照片递给了齐茗。
齐茗接过相机，没看出所以然，只评价了一句：“拍得真好。”
然后她得到了齐寻这么久以来的第一次微笑。
齐寻说“谢谢”。
最终他们在上海与许医生取得了联系，齐寻也在国内开始接受教育。
治疗过程很漫长，好在齐寻在回国后出乎意料地配合，他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也有所好转。
但是许医生明确告诉齐茗：
“你弟弟的病是需要进行为期5到10年的治疗，甚至更久，在这个阶段，你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保证他一切的要求，可以适当引导他，但不能让他再度陷入困境。”
齐茗觉得这个词很熟悉，追问：“困境是什么？”
许医生无奈地回答说：“坦白说，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只有齐寻清楚，病发地既然是在美国，那么他在国内这几年便可以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物理隔离，也就是说，如果他再度碰到令他感到为难、难以解决的根因，他的病情，恐怕就会复发，很有可能会再次控制不住。”
许医生说这些话的时候，齐寻也在场。
许医生离开后，齐寻若有所思，问齐茗：“许医生的意思是，我以后可能还会发病？”
齐茗顿了顿，心疼无比地摸了摸齐寻的肩膀。
“姐姐跟你保证，不会了。”
齐寻短暂沉默，又问：“姐……我是正常人吗？”
齐茗苦笑了一下，立马回答说：“你当然是正常人。阿寻，回到这里，你不用再难受了。”
有那么片刻，连齐寻自己都差点觉得自己快忘了这一切。
可当他的年岁一岁有一岁的增长，那些记忆也越来越清晰，他处在乌托邦的世界，几度以为意外不会再发生。
乌托邦就像一枚蛋壳，许医生说，他终究要往前走，去看看蛋壳外的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