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天，孙启明的两个孩子相继转阴，他自己早上烧到三十九度，因办公室的员工无视他的带病上岗的要求，全部罢工缺勤，但碰巧他上个月接到一笔汽车配件的百万大单，无论如何都要完成。
所以他想都没想，赶去公司上班前，直接将家中妻子备给两个孩子的退烧药按成人剂量吃下。
妻子醒来后，发现原本已经退烧的小女儿又开始重新低烧，她翻箱倒柜，发现孩子的药没了，立刻跟他爆发激烈的争吵。
晚上他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员工不接电话，他预备马上出差亲自跟单，喊老婆给自己收拾行李箱。
而他刚结束哺乳期的妻子在业主群里好不容易求到半瓶邻居吃剩的过期美林布洛芬悬液。
用勺子给孩子喂下后，孙启明的老婆自己也处于低烧，她浑身剧痛，喘不上气，哪里有心情给他收拾内裤烂袜子？踢飞他的行李箱，终于忍不住怨怼，坐在地上捂面流涕。
她发着烧，思维混乱，但是指责丈夫的主旨清晰，她说都是因为孙启明不干好事，他们家才会遭到天谴，他这些年做老板赚了这么多钱有什么用？最后关键时刻还不是靠好心人给他们家匀药。
要是世界上每个人都像孙启明那么不像个人，她和两个孩子早都死了。
他不仅对待员工雁过拔毛，就连对自己的家人，也完全不放在心上。他们做人父母，就算自己烧死也得扛，怎么可以在如此关键的时期喝下小孩子的退烧药？
难道老板对生病的员工没有体恤的责任？他还真拿自己当周扒皮？
哈月的电话最大程度地恶化了两人之间的矛盾，当晚，孙启明完全被打乱了出差的行程，安抚好妻子答应她自己在疫情情况好转前不会再出门，给家人的健康带来风险，他也向妻子保证，他会弥补当年欠下员工的遣散费。
可是这么大一单生意，放掉实在可惜。如果是走投无路，他真的不想放弃。
就算让利一些，赚点皮毛也好过放客户鸽子，这三年来他命悬一线的生意好不容易迎来曙光，他的事业可承受不了这种打击。
第二天傍晚，他躺在家里的书房内看财报，握着手里冷掉的茶汤，思来想去，最后还是给把哈月的电话从黑名单拉出来，短暂梳理了一下脑中的再聘提案，他清了清嗓子拨通手里的电话。
中午在薛京家灌了三大杯热拿铁，下午哈月便带着猪一起坐上了薛京的皮卡车。
虽然早上她还恶心想吐，但是吃过药和饭，整个人都好多了，再加上身体正享受着久违的咖啡因带来的亢奋，一路上她的心情显得很好。
经过昨晚的一通发泄，哈月精神竟然像甩掉了百斤包袱那么轻松。
原来诉说苦痛，得到他人的温柔以待，竟然是这么具有力量的举动。
其实当年家庭解体后，不只是大人在承受痛苦，哈建国突然从家中消失，幼小的她也曾经试图向最亲近的赵春妮寻求安慰，但因为父亲出轨伤害了母亲，她也成了父亲的替罪羊，每一次她提起哈建国的瞬间，只会得到母亲愤怒的打压和讽刺。
后来便养成不敢向旁人开口诉说自己的情绪的性格。
因为她得到的家庭教育很深刻：她流露出的情绪不仅不会被获得同情，还会被百般责备。
苦痛在这个世界上不受欢迎，每个人都急着与受伤的弱者割席。
赵春妮仇视丈夫，所以哈月也必须同仇敌忾，否则就是“自甘下贱”。
现在剥开重重眼前的迷雾，回看她这些年，其实她似盲人摸象，一直在寻求让自己看起来很幸运，很正常的钥匙。
怎么样做母亲孝顺的女儿，怎么样做初恋完美的女友，怎么样做老板优秀的员工，又要怎么样做大家眼中一个值得高看的，总是对待困境如此正确的女性。
可是实际上，这种正确，这种认同，不过是被持续否定下的洗脑手段。
像是邪教组织，你否认我的痛苦，我点点头深以为然，又去否认他人的痛苦，沟通无效，受伤的情绪永远没有办法纾解。
而长期阉割自我情绪的下场，便是情绪异变，群体性悲伤被无限扩大，势必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
压抑痛苦，也丧失了快乐。
而现在她能想到的，对抗心中沼泽的工具，就是承认自己真实的感受。就算父亲抛妻弃子，她仍然有权利怀念童年父亲和她相处的时光，就算母亲在父母分开时选择了她，她也有权利憎恨母亲对她长达十几年的迁怒。
她在苦难中也会感到厌烦，疲倦，挫败和失落，抛开生活赋予她的各种角色，她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就像复杂的感情错乱交织，也从来不是硬币的正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