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半句话没有说出口，我已经将电话挂断，剩下耳边汽车呼啸而过的声音，度过了这样一个新年。
我讨厌冬天。
打架的事情不了了之，主要原因是招惹我的那位室友原本是要评什么奖学金，不想在这个时候再出什么岔子，结果班里头传来传去，最后就变成了“因为黎海生有背景，所以打了人也没被处分”这样的故事。
这样的事情若要发生在中学时代，主角不被人报复，也是要被孤立的，然而，在如此接近小社会的成人校园里，非但没有人因为这种流言而排斥我，相反，更多了些对我笑脸相迎的人。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也不想知道。
人心险恶而复杂，我可以单因为是本地生而被人看成“占了便宜才得以考进来的学生”，也可以因为各种没有根据的流言变成“有背景的红几代”，而这些背后议论我的人，分明对我的过去没有半点了解，却总是言之凿凿，一副确有其事又神秘兮兮的样子。
有时候，我也会自嘲地想，倘若我真有他们说的那么大个背景，又怎的能老老实实挨着他们的非议，我早召集十个八个公关团队，模仿那些大牌名人的模样，给他们挨个送去律师函。
可惜，我不是。我也只是这座北京城里顶不起眼儿的一个，只够在有限的范围内，为一些无聊的人增添些茶余饭后的谈资，也许第二天再有哪个学生身上出了条更大的新闻，他们便会忘了我。
好在，令我心中稍有平衡的就是，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无独有偶——纪从云在她们戏剧学校也遇上了。
那些跟她一起学戏曲的女孩们，许多老早就准备教资考试，打算学好了戏曲出门做培训课或者学校的音乐老师。而纪从云心里头那股气儿不肯放下去，即便她知道如今流行音乐当道，传统戏剧生存空间被压缩得所剩无几，她还是一门心思想奔着舞台去。
她跟我说，唱了小半辈子，就为一朝登台惊艳四座，岂能在这个时候打退堂鼓。
我理解，但她的同学不理解。
她们说，纪从云要不是家里头有底子，身后有背景，怎么敢做那种春秋大梦，还说，什么京剧复兴、戏曲理想那都是留给有钱、有家底的人去做的闲事，普通人混一口饭吃都难，果然这皇城根儿底下出来的孩子就是敢想。
甭管前头怎么说，后面说我们的话总是如出一辙，好像出生在北京、在部队院里，就已经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光辉点。
没有人在意她唱了多久的戏、经历了多少非议、生活在患绝症父母门下顶着多大的压力，就为了一口吊在嗓子眼里的气，就为了一句“猛听得金鼓响画角声震，唤起我破天门壮志凌云”，为了一句“耀旌旗灿烂，也那云霞碧”。
当我与纪从云聊起来的时候，她总说，算了，有得必有失。
“你当它是家乡，有人当它是梦寐以求的远方，所以谈不上什么嫉不嫉妒，也许这就是人之常情。”纪从云说。
我听得似懂非懂，也许明白其中的道理，却仍旧觉得人们不该对一件非我可决定的事情保持无端的恶意，比如性向、又比如家世、过往……
春天到来的时候，我的二十岁生日也就到来，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和陈敏同志窝在沙发里，看一部她年轻时候上映的电影，张国荣演的，叫霸王别姬。
陈敏为了那里头王朝的兴衰更替而感叹，为好好一个男孩受尽其苦总算成角，最后却落得那样一个下场而哭泣。我却只盯着那虞姬眉眼间那两抹绯红，盯着他流转着万千思绪的眼睛，蓦地在脑子里涌现出的，全是关于顾柏川和纪从云的往事。
不疯魔，不成活。
我长这么大确实没有什么值得人们称赞的地方，不过，幸好我以后也没想长成要被人歌功颂德的大人。我最大的理想，或许还是做顾柏川窗前的一颗仙人球，有一点水分，就伸展几根柔软的刺，有多少阳光，就维持多少翠绿。
人活在世上，有时候不一定非得被成全，不被成全的，也不一定是一场烂戏。
陈敏自己哭完，扭头见我坐着发呆，用手轻拍我的后背，道：“生生，这不是你自己挑的片子吗？你挑了，又不看，难不成是要给我看的？”
“那你看出什么名堂了没？”
“演得真好，导得真好。”陈敏真心感叹，“年轻的时候看过一点，今天再看，印象要比从前的深了些。”
我点了点头，不跟她聊电影，反而岔开话题，问道：“从前我听有人说，大部分的人都会在十六岁之前，遇到余生将要一起度过的人，你觉得这话有几分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