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下午三点钟开始，各中队前来接受帮教的犯人在其队长带领下进场了，各中队前来参加帮教大会的犯人有多有少，其中，人多的中队有十多名犯人，而人少的中队甚至只有一名犯人来参加。杨凡此时的任务是，一方面让叶华明坐在学校门口，专门负责登记前来参加会议的中队名称和犯人人数，并要带队队长其上签名认可。另一方面，他和李春林和王家胜始终站在学校大厅里，以维持进场秩序。按杨凡的要求，不论前来参加会议的中队犯人多寡，一律按进场先后秩序从东向西依次就座。
“杨主任，一百零七名犯人已全到齐。”叶华明很醒目地向杨凡报告了各中队犯人参加会议的进展情况。
“你做得很好，等下散会时也像现在这样做，必须确保进出会场的犯人人数一致。”
“是，我明白了。”
“好，你继续去做你该做的事吧”
叶华明转身重又回到他的监督岗位置去了。这时，B市帮教团的人员在欧阳副监狱长和高科长的陪同下来到了建新学校，他们可能是刚从接待站餐厅吃饱了饭后过来的，杨凡明显地闻到了从他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酒气味儿，其中，还有几人边用小手指剔着牙齿仍边打着饱嗝。
会议比原定时间推迟了十分钟，是三点四十分由高科长主持宣布召开的。高科长向前来接受帮教的犯人一一介绍了帮教团的几位主要领导。欧阳副监狱长代表S监狱发表了欢迎辞。接着，帮教团的李团长、副团长及犯人家属代表一一作了讲话，其内容跟以往帮教团差不多，大致是：近年B市的经济发展很快很好，形势喜人，广大群从生活水平都有了大幅度提高，你们虽然坐了监牢，但家乡的父老乡亲并没有忘了你们，他们盼望你们能及时改邪归正，去恶从善，重新做人，争取早日出监与家人团聚。帮教团的领导讲完话后，会议即转入帮教团的全体人员与参加今天会议的犯人共同座谈。
杨凡发现，今天帮教团中大多数成员与犯人原来早已认识的，特别是帮教团团长更是对其中的几名犯人能够直呼其名，那情形犹如家属来拜山一般。
整个帮教会一直持续到傍晚五点五十分才结束。一个活动结束，留在杨凡等人面前的，自然还有一个清理会场的任务。为此，杨凡经征得高科长同意，今晚图书组和教员组的犯人一律加班，任务是清理帮教大会会场。
在建新学校的犯人中，有一个共同偏好，就是喜欢加班，尤其是特别钟意星期天或晚上加班，这一点是与监狱其他中队犯人的心态所完全不同的。一般说来，下面各中队的犯人，一提到要加班加点干活，往往会感到脑袋肿胀，甚至变得十分头痛。相反，在建新学校的犯人，一提到加班，其心情都会变得兴高采烈起来。
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不同？原来，犯人们大都不愿意在中队多待，担心时间一长，唯恐会被中队队长抓到自己什么过错而挨罚。在建新学校里，许多犯人都有自己的小房间，即有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小乐土，在这里，他们很容易忘却自己的犯人身份，还可以喝上一杯热茶，静静地思索着自己想思索的问题。当然，也可以与自己谈得来的同改一道尽情地聊天。而这些，却是各中队里其他大多数犯人所不可想象的。
“这也叫帮教会？还不如把它叫做集体拜山会好了。”将会场的所有台凳清理归好位之后，吴忠来到资料室发起牢骚来。
“这有什么办法？一句话：形式主义害死人。”杨凡也有同感。
“前后两个小时的帮教会，我真不知道它能起到什么作用？真是劳命伤财啊。”
“依我看，帮教会早已兑变成为犯人家属与监狱领导拉关系的代名词了。”杨智也发起牢骚来了。
“其他不好说，不过，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就是如今的帮教会大多都只是流于形式，八股味道太浓厚了，尽管不同帮教团来自于不同的地方，但帮教的形式和内容，仍然是几十年不变的老腔调，没有一点创意。只谈大道理，而对犯人改造中所遇到的许多实际问题，却从未听人提及过，更没有人想去解决它。所以说，帮教团的团长最易当了，只要在上路之前把几十年前的讲话稿找出来重读一遍就行了。”杨凡感慨道。
“唉，最苦的是我们这些人，辛辛苦苦准备了大半天，只供他们来讲一番空话、套话和废话，实在是有些不甘心。如果我猜测不错的话，现在他们肯定已是酒足饭饱正在卡拉OK厅又唱又跳了。”杨智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竟然也是牢骚满腹。
“唉，这些花掉的钱要是能改用在穷人身上该有多好啊！”吴忠说。
“不过，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监狱每年接待来自各地帮教团的次数，一直是监狱主管部门考核监狱监管改造成绩的一项重要指标，这实际上也是造成监狱只追求接待帮教团的次数，而不重视实际效果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杨凡说。
“是的，说到底，那里都一样，这是个带普遍性的大问题。”吴忠说。
“不是听说监狱已连续几年都亏损么？怎么还有这么钱用来吃喝呢？”杨智说。
“吃喝与亏损不一定直接挂钩的，主管部门每年都从各监狱应上缴的款项中扣下一笔数额不小的钱，以作监狱日常应酬之用的。更何况所谓亏损并不一定是真亏损，只是相对于上缴任务而言的，倘若每个监狱不用再向主管部门按犯人人头交钱的话，监狱不仅不会出现亏损，反而会富得冒油哩。”吴忠分析道。
“那倒是真的，一个监狱拥有几千名不用拿工资的‘工人’，在长年累月为其加班加点地干，加上厂房是犯人自己建立的，土地又是不用花钱取得的，也就是说，监狱的经营成本主要只有两项，即电费和水费两项开支。至于监狱干警的工资和犯人的日常伙食费，则是由官家财政早已列入正常预算了的，即使把此二项也计入监狱的总经营费用中，其经营成本仍是非常低廉的。”杨智说。
“由此说来，监狱所关押的犯人愈多，对官家来说，不仅不会是一个负担，反而能为其创造更多的利润？”吴忠有些惊讶地说。
“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监狱就是一家直接隶属于官家的大型企业，而且是一个个低成本高盈利并永不担心其会亏损甚至破产的国营企业。这与当前社会上那些早已负债累累亏损面达90%的国营企业相比，确实更具有其无以伦比的优越性。”杨智又说。
“噢，对了，老吴，还有几天你就要出监了，以后有何打算？”杨凡不想继续谈论这样一些敏感性太高的话道，担心一旦被队长们知道了不好，因而有意转到其他话题上。
“目前还很难说，不过，倘若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好好准备一下，去报名参加托福考试，但已耽搁了这么多年，到时能否捡得起来？我心里是一点数都没有哩。”
“你有很好的英文基础，这我是知道的，所以，我倒是不担心能否考得上，我担心的是，到时官家有关部门会不会为难于你？不然的话，即使你考试成绩再好也是枉然啊。”杨凡忧心地说。
“你说得很对，这一层也是我最为担心的。不过，一切到时候再说，走一步看一步，天无绝人之路嘛，你们说呢？”
杨凡与吴忠、杨智从刚刚结束的帮教会谈到对吴忠未来出路的看法，大伙愈说心情愈沉重。本想借机会鼓励吴忠一番，要他重新振作起来，忘却过去，积极面对未来，然而，就连杨凡自己，也不明白一旦出监之后，将如何自处？虽说监狱里的干警们平日也常要犯人们为自己争取一个光明的前途而积极改造，就是连每批帮教团的领导也总是说，家乡的父老乡亲并没有忘记你们，盼望你们能积极改造，重新做人，出监后做一名对家乡建设有用的人。
然而，杨凡心里也明白，所有这些都不过是说说而已、未必可当真。几十年来，社会上搞“严打”也好，开展思想政治斗争运动也好，凡是曾犯过严重错误而被戴上了“帽子”的人（更不用说是曾坐过牢的改造释放犯），都早已列入各地官家有关部门的黑名单而受到特别严格的监控。社会上的平民百姓们，对这些人也大多都是视而远避之，犹如躲避瘟疫一般，少数人即使没有如此惶恐，但也会从内心因深处瞧不起或不想惹麻烦而保持着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