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倩倩也不上学了，开始辍学打工，据说在县城里一家化妆品店站柜台。后来，我在街上远远地见过她两面，打扮得越发花枝招展。赵倩倩似乎忘记了学校带给她的伤害，三不五时回学校招摇一番，大张旗鼓地请一帮少男少女喝酒调笑。
打肿脸充胖子是赵倩倩的一贯作风，还记得我们临近毕业的某天，赵倩倩心血来潮请全班去唱K。
赵倩倩倒是阴阳怪气地邀请我了，说什么，如果你知道这些钱是哪里来的，你一定会去。她的话让我云里雾里，我自然没去。
总之，赵倩倩还是一贯疯疯癫癫、莫名其妙。时间并没有淡化赵倩倩对我的恨意，她不止一次打探我的消息。好在，有所收敛。
妹妹中考超常发挥，高中在县一高读书。县一高是县城最好的高中，父母对此引以为傲。他们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弟弟妹妹身上。
至于我，我的父母大抵已经对我彻底失望了，他们对我的要求一再降低，最后跟我说，“我们对你没别的要求，在学校消停点，别让我们跟着你丢人了。”
比这更伤人的话，我又不是没听过。这个等级的攻击力，在我这里简直放不上台面。
亲爱的读者们，你们是不是感觉我脸皮特厚？我将我的“不知羞耻”，归结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我寻死觅活，或是云淡风轻，它们都在那里。我又何必矫情？
我在这样一个垃圾高中读书，就像被蒙住眼睛放到了迷宫里。因为没有参照物，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走了多远，我能做的只是拼了命地向前冲。我们那所垃圾高中的所有老师都认识我，认识我的原因除了贴吧里的花边新闻，还有我的“学霸”身份。——之所以要给“学霸”两个字打引号，并不是因为谦虚使人进步的伟大教导，而是因为“学霸”两个字放到我们学校任何一个学生身上都会变成笑话。
我是我们学校板上钉钉的第一名，每次考试都落下第二名二百多分，可是我从来不敢拿着这个名次在父母面前招摇，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也不看看自己学校是个什么水平！”。这句话说的……我深以为然。
老师
高三上学期，我们班原来的数学休产假，我们班的数学老师换成了崔老师。在我前二十多年的生命中，出现过两个贵人。一个是江导，另一个就是崔老师。
崔老师带我们班的时候，刚刚生完宝宝。也或许是这个缘故，崔老师浑身散发着母性的光辉。这种母性的光辉，崔老师尤其不吝于给我。
几乎每次上课她都会叫我起来回答问题，我回答问题的时候她会温柔地看着我，笑眼弯弯；几乎每次上完课她都会来到我的课桌旁，耐心地问我听懂了没，语气友善；如果数学课被安排在了早上第一节，崔老师甚至会带一份早餐给我，那是她亲手做的三明治……
我就像一株生长在阴沟里的向日葵，已经太久没见过太阳了。就在我以为自己的世界注定黑暗的时候，一束光突然穿过茫茫人海照到了我身上。崔老师展示出来的善良太过诱人，而我却在迟疑，迟疑着我是否可以相信她的友善。
我怕自己的不堪弄脏了她的善良，更怕她的善良辜负了我的期待。
于是，我执拗地拒绝着崔老师的示好，故意在她提问我的时候站起来冷冰冰地说不会，故意在她耐心找我谈心的时候一言不发，甚至故意在她给我送早餐的时候面无表情地说，“我最讨厌吃三明治。”
我盼着，她能收起她的同情，收起她的期待，收起她的善良，露出可憎的“本来面目”。可是，她没有。她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无理取闹的孩子，怜悯中还夹着刺眼的心疼。这种眼神让我忧伤，比一记耳光更让我难过。
从小到大，我对老师一向敬而远之。当然，这和我小时候遇到的老师有关。我的小学是在我们的乡镇小学读的。数学老师叫周晓娟，语文老师叫侯爱君。与其说我忘不了这两位老师，倒不如说我忘不了她们相互拆台的样子。
她们抢自习课、抢办公室、抢课代表，甚至抢着拉拢好学生。我们夹在这两股势力之间，苦不堪言。语文老师会偷偷收钱帮我们买练习册，收完钱一准儿会嘱咐一句：“别跟你们数学老师讲，不然她跟风给你们买数学练习册，到时候你们作业可就多了”。
语文老师不嘱咐倒还好，她这么一嘱咐，便总有些煽风点火的孩子特地跑到数学老师那里卖忠心。数学老师在班里向来以班主任自居，这个时候便会气冲冲地找语文老师理论，最后闹得不可开交，脸红脖子粗。
记忆里，侯老师和周老师倒是和睦过一次。那个时候，县里每年都会评一次“优秀教师”。公平起见，那些“优秀教师”候选人会被随机分配到乡里的一所学校，给一群陌生的学生讲课。那些评课的领导会根据课堂的效果，决定这名老师是否当选。
那天要来我们学校参加评讲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老师。这个老师从师范大学毕业没多久，年轻又漂亮。那个时候我们三年级，对这样一位从天而降的美女老师充满向往，一张张稚嫩的小脸上写满了期待，个个摩拳擦掌想要在这位新老师面前好好表现一番。
很可惜，我们的摩拳擦掌并没有派上用场。讲课前夕，数学老师和语文老师携手给我们开了一个临时班会，她们相视一笑，然后向我们传达了班会的旨意。班会的旨意简单明确：她们两个没成“优秀教师”是因为她们老实不会送礼，这个老师没什么真本事，就是会送礼。言下之意就是，你们别配合那个参加评课的老师。
事实证明，她们的预防针不是白打的。第二天，任凭那个女老师怎样热情地和我们互动，我们始终埋着头一言不发。我亲眼看着那个老师脸上的热情渐渐冷却，脸上的镇静在一片死一般的沉默中土崩瓦解。或许是我眼中稚嫩的怜悯惊扰了她，于是，她用手轻轻指着我，拖着浓浓的鼻音说道：“这位同学，你来给我们大家读一下这篇课文好吗？”
站起来的那一刻，我想到了前一天刚刚学到的那个成语“左右为难”。那一刻，我的心境和那个成语无限靠近，几乎贴在了一起。我想大大方方地读给她听，可我不敢。——原因很简单，这个老师会走，而我还要留在这里。而这里，有歇斯底里的周老师和侯老师。
“课文你不会读吗？”那个老师这样跟我讲，而我却全程低头不语。短短两分钟，对我而言，却像煎熬了两个世纪。
记得最后，那个老师是哭着下了讲台的。听课的评委纷纷摇头，大失所望。
显然，那个老师的“优秀教师”被周老师和侯老师毁掉了，我们全班人都是帮凶。
那个时候，县里对一个老师、一所学校教学质量的评估，大体是通过“抽考”的方式进行的。所谓“抽考”，就是在班里抽一部分学生参加上边安排的考试，以这些学生考试的平均成绩作为教学质量评估的指标。
“抽考”原则上是随机抽查，但为了自己学校的教学质量，校领导往往会挑选最优秀的学生参加抽考。不仅如此，那个时候所谓的“抽考季”就是一场全校师生共同演绎的华丽的作弊秀。老师们会找高年级成绩好的学生替自己的学生考试，会苦心孤诣地给我们传授作弊技巧，还会在我们考试的时候假装巡场然后趁监考人员不注意给我们递纸条……
周老师的老公是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在一场抽考中，体育老师突然来到我的桌前掀了掀我的数学试卷，然后莫名其妙地转头跟监考老师说了句：“这个学生的字儿写得真清楚。”
我不明所以，却在翻开试卷的时候，看到了试卷下面那张皱巴巴的小纸条。我向来不会作弊，一时间血液仿佛凝住了，心提到了嗓子眼。我看都没敢看便将那张小纸条胡乱塞进了自己的袖子里。
出了考场，我像个贼一样冲进厕所，小心翼翼地打开那张纸条。那张纸条上，赫然是最后两道大题的答案。
回到班里时，我们年级主任孙庆海正表情肃穆地在班里训话，他说：“你们一个个的，干什么吃的？给你们答案都不会抄是吗？我再问最后一句，谁这次一点儿弊也没作，把手举起来？”